1882年朝鲜的“壬午兵变”刚刚结束的8月15日，陆军的最长老山县有朋大将就提出了一份意见书。山县在这份意见书中提出“欧洲各国与我相距甚远，无关痛痒”日本应该想定的敌国是“直接附近”的大清，如果不立即扩充准备与大清开战的军备则“帝国与谁语维持独立，又与谁言富强”在这份意见书中，山县提出了陆军的作战目标应该改为在大陆进行平野运动战，将陆军军制现行面向防守的镇台制改为面向进攻的师团制。山县的建议得到了内阁和军部的赞成，1888年已有的东京，仙台，名古屋，大阪，广岛，熊本六个镇台分别改组成第一到第六师团，在组织上做好了和大清战争的准备。
在这段组织准备的时间内，日本军部保持了低姿态，这就是在“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时，日本始终没有采取激进行动，避免和清军开战的原因。但是恰好是这种低姿态，使得李鸿章和袁世凯放松了对日本应有的警惕，误认为日本只是个“葺尔小国”对大清不构成威胁。
1893年10月，还是由山县有朋代表军部向内阁提出了一份“军备意见书”在这份意见书中，山县有朋指出“欧洲目前保持着势力均衡，短时间内发生战事的可能性极小，列强们正在专心致志地计划着对亚洲的侵略；特别是沙俄正在建设的西伯利亚铁道可能在十年内建成，日本要在这几年内整备好军备，这样不仅能在一旦有事之时保证祸不及身，而且还能乘机取得更大的利益……那时我国的敌人将不是支那，也不是朝鲜，而是英法俄诸国。”
山县还预测：“不出十年，我国和俄国关系必将破裂。在此之前我国必须确保朝鲜，所以应该考虑到早日进行对清战争，这是绝对重要的前提”这份意见书所阐述的意见其实是山县在代表陆军参谋本部递交从1887年开始由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少将主持，由参谋本部第二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制定的“征清大作战构想”这个构想的制定花了四年，到最后编成了甲乙两套方案，乙方案是对付俄国人的，甲方案是对付大清国的。
甲方案中想定第一阶段派第五师团出兵朝鲜，牵制清军。然后看甲乙丙三种情况来继续用兵进行第二阶段，所谓甲乙丙三种情况就是指日本联合舰队取得黄海渤海制海权；和联合舰队不能取得黄海渤海的制海权，但北洋水师也取得不了；以及北洋水师取得黄海渤海制海权这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日军在直隶附近平原地带和清军决战；第二种情况日军力争确保朝鲜；第三种情况则在援助第五师团的同时完成本土防御。
这个小川又次后来做到陆军大将，第四师团师团长，是二战战败后自杀的杉山元陆军大将的老丈人。
这个作战计划就是陆军制定的，所以陆军早就作好了准备，现在海军三景舰完成，所以海军也算做好了准备，大家就等着找机会和大清开战了。
机会总算来了。
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川上操六们一直在等待的机会来了。1893年初开始的“东学党之变”给日本人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东学党之变”在韩国和朝鲜是被称作“甲午农民战争”的。开年二月份，全罗道就发生了反抗郡守赵秉甲的暴动，首领叫全琫准，是个东学党人。东学是十九世纪中叶在朝鲜半岛出现的一种半宗教半迷信的一种民间帮会，和后来中国的义和团有点类似。自称是儒教道教佛教三教合一，老是念一种只有个字的咒文，据说多念了就可以包不生病，还可以实现天人如一的平等社会。
而李朝认为东学是异端邪教，加以镇压，在1864年把第一代教主崔济愚给杀了。
但是就算是邪教，也肯定有流行的理由。杀了崔济愚，自有后来人，第二代教主崔世亨不久又在南部有了很大声势，他们打出的旗号是“为教主伸冤，驱逐倭洋”1893年3月东学党人进入了汉城，要直接向国王诉冤，那时倒也还没有搞武装暴动，进了汉城以后还见机行事，把“为教主伸冤”的口号收了回去，只提“驱逐倭洋”赶走日本人就行了。
但这次全罗道的暴动在性质上和以往的类似于跳大神的东学党大有不同，是一次官逼民反的暴动，朝鲜农民在贪官污吏的敲骨吸髓的盘剥下已经活不下去了。在赵秉甲治下，卖官鬻爵，横征暴敛，四间草房居然一年要交百余金的税，十亩水田居然要收四石租子，农民只好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如何应付起义军成了朝鲜政府最大的难题，当时政府已经没有镇压起义军的能力了，可能的选择就是和起义军谈判或者向清廷借兵镇压。
早在前一年东学党人开始动作的时候，朝鲜政府中就已经有人提议向大清借兵，而且朝鲜内务府官员朴斋纯还受韩王和袁世凯商量过这件事。袁世凯的意思是东学党就一些乌合之众，不值得大惊小怪，闹出国际问题。加上向大清借兵是要朝鲜负担军费的，朝鲜本来就不宽裕，就算是有钱还想留着自己花呢，所以看看东学党没什么动静了，这是也就没有再提，当然要不要进行改革更是无人过问。
这次东学党人来势凶猛，恐怕不会无疾而终，这向不向大清借兵的问题就又出来了。两湖招讨使洪启薰密奏朝王，提出借外兵助剿。最积极提议向大清借兵的是在朝鲜国王王李熙和闵妃支持下的闵泳骏。
但李熙一直下不了决心，首先是有朝臣反对，认为借外兵剿自己人，总有点不上台面，再有就是李熙自己也担心借了大清军，日本军和俄国军会不会一起来凑热闹。但是这次全州失陷，京畿震动，也顾不了什么内人外人的了。至于日本和俄国的事，闵泳骏拍了胸脯，说袁世凯袁大人自有主张，不会出事。
袁世凯会有些什么主张呢？本来袁世凯就一直在计划对朝鲜进行更加积极的干预，这次的东学党动乱正好是个直接出兵的机会。那么袁世凯知不知道根据《天津条约》一旦中国出兵，日本也有权出兵这回事呢？他知道，而且他知道日本肯定会出兵，但是他不知道日本将会怎样的出兵。
从东学党动乱一开始，日本就一直在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因为北洋水师的平远舰帮过朝鲜运兵，所以日本人知道大清不会置身事外，所不知道的只是清廷的出兵兵力和时机。驻朝公使馆临时代理公使，书记官杉村浚在得知朝鲜国王决定向大清借兵以后，还特地派了书记生郑永邦去袁世凯处向其转达“我政府必无他意”的口讯。
因此根本就没有判断出日本意图的袁世凯做出了“即使日本派兵，也只不过和前两次一样，来个二三百人保护其使馆安全”的判断，六月一日，袁世凯致电李鸿章请求发兵。第二天杉村浚亲访袁世凯证实了朝鲜决定借兵，而袁世凯也已向李鸿章发电请求派兵的底细。
6月3日，朝鲜政府正式照会清廷请求支援。当天已经通过外相陆奥宗光的电报了解了此事的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拜会李鸿章，重复了杉村浚的话，使得李鸿章更加相信日本人无心朝鲜，出兵朝鲜就定了下来。6月6日驻日公使汪凤藻，根据一八八五年中日《天津条约》有关条款照会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告知清廷应朝鲜政府请求，按“我朝保护属邦旧例”派令直隶提督叶志超“选带劲旅，星驰朝鲜全罗、忠清一带，相机堵剿，……一俟事竣，仍即搬回，不再留防。”
李鸿章派出的军队是分三批走海路在朝鲜牙山登陆的。第一批是作为前锋的太原镇总兵聂士成带领的九百一十人。六月六日下午六时，自塘沽坐船于八日下午六时抵牙山海口，第二天登岸进扎牙山县。第二批，是直隶提督叶志超所带一千零五十五人，分乘海宴、定海二轮，于十日下午三时抵牙山海口。第三批是总兵夏青云率领的五百名人乘海定轮渡海，于二十五日抵牙山县。此时屯驻牙山的清军人数达二千四百六十五人。
可是，清军一开始行动，日本人就变脸了。
6月6日日本外务省照复汪凤藻：“查贵国照会中有‘保护属邦’之语，但帝国政府从未承认朝鲜国为中国之属邦”与汪凤藻扯起了皮。要求汪凤藻修改，而汪则“正词拒之”李鸿章也复电汪凤藻：“文内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故不问日之认否，碍难酌改。”
但是李鸿章还只是以为日本人在鸡蛋里挑骨头有意找茬，而没有看到这是日本在为以后扩大事态作准备。
同时日本驻北京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照会总理衙门，声明根据《天津条约》“因朝鲜国现有变乱重大事件，我国派兵为要，政府拟派一队兵”这是袁世凯也致电李鸿章表示从衫村浚得来的消息时日本政府派兵的目的只是“调护使馆，无他意”李鸿章和袁世凯都自以为能自圆其说，并没有多想，但后来当他们得知日本派兵的数量时吓了一跳。日本派出来的决不是“调护使馆”的数百人，而是一个混成旅团，七千人！
袁世凯傻了，李鸿章呆了。
事态的发展，正在按伊藤博文的算计进行。6月1浚日伊藤博文收到杉村的电报以后立即召来了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中将，而川上听到伊藤的“好像袁世凯终于把清军带进了朝鲜”这句话以后居然回答了一句：“果真不出所料”原来，川上在东学党叛乱刚开始时就本能地感到日本出兵朝鲜的机会已经到来了，立即派出后来历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第11师团中将师团长的伊知地幸介少佐前往朝鲜半岛收集情报，5月31日才刚刚回到东京。
“你的计划呢？”
伊藤问川上。
“天津到仁川需要两昼夜，而从门司（位于现在的福冈县北九州市）到仁川则需要四昼夜”川上兴奋地报告。
“就是说日本要比对手先行动两昼夜才能打个平手”伊藤笑了，“立即召开内阁会议讨论派兵问题”“阁下”川上神秘地说，“在内阁会议上陆军大臣会提议派一个混成旅团，希望阁下能够支持”伊藤博文是个文人，不明白川上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川上对伊藤解释说，内阁可能会反对大规模派兵的计划。所以陆相大山岩，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和川上次长商议下来的对策是采取派遣“混成旅团”的名义。当时日陆军编制一个旅团不到三千人，但是如果用“混成旅团”的编制，加上工兵，炮兵什么的，能达到七千多人。
果然在6月2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注意到了这个“混成旅团”和“旅团”的区别，因为他原来是陆军大臣。但西乡也就只是皱了皱眉，认为陆军这么干有点偷鸡摸狗的嫌疑，堂堂正正地说出来，又有谁敢说个不字？在西乡这里首先就过不了关。
阁僚会议很快就一致通过了为了和清国对抗，发兵朝鲜以卫护日本公使馆及在朝日本侨民，兵力是由驻广岛的第五师团编成一个混成旅团的决议。6月5日，根据《战时大本营条例》在参谋本部里设置了“大本营”应该说这个大本营是非法的。因为根据《战时大本营条例》大本营的设置应该是在发布宣战布告，进入战争状态以后，可是6月5日日本还没有向大清宣战。可是谁又去管这些呢？两天后的6月7日，陆军大臣大山岩和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分别发表布告，禁止报纸杂志刊登一切与陆海军行动有关的新闻。
同一天还设置了“陆军中央金柜部”实行与立法司法独立的战时财政——军部可以随心所欲地动用所有财政资源。
自“金玉均事件”以后就以“休假”的名义一直在日本国内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就是在大本营成立的6月5日乘坐“八重山舰”在200名海军陆战队员护送下前往朝鲜归任的，与此同时，日本海军的5艘军舰也慢慢从釜山开往仁川。同一天，第九旅团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也率领刚刚从第五师团编成的第一混成旅团先头部队从广岛宇品港出发，在海军舰艇的护卫下出发。
电闪雷鸣之势，距离韩国正式向清廷照会请求出兵只有五天！
李鸿章袁世凯们又是怎么看这件事呢？
在日本驻清代理公使（公使是同时兼任驻朝公使的大鸟圭介）小村寿太郎向在天津的李鸿章通报日本出兵时，李鸿章还不解地问小村朝鲜没有向日本请兵而日本何故出兵，小村的回答是：“根据《天津条约》日本有在事先通报的前提下向朝鲜出兵的权利”当时已经71岁的李鸿章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继续以朝鲜乃葺尔小国，弹丸之地聚两国大军。纵非有心生事，亦恐擦枪走火之类的道理来向年仅39岁的小村寿太郎施压。
李鸿章的对日判断完全失误。失误不仅表现在对日军实力的估价还停留在10年以前，在对日本政治局势上也由于大清的体制而完全误读。当时日本政局相当不稳，由于伊藤内阁在和英国进行的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谈判上没有进展从而被舆论和国会激烈攻击为“软弱无能的内阁”议会甚至还提出了对内阁的弹劾议案，伊藤内阁看起来处于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之中，随时可能垮台。
李鸿章确实是在操办洋务外交，可是李鸿章对这个世界是很无知的。曾任沙俄交通大臣和财政大臣的维特（SergeiYulyevichWitte）在回忆录中提到过一次和李鸿章的会谈。那是在1896年李鸿章参加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式以后，会谈时在谈到加冕式以后发生前来祝贺的百姓因为互相推挤而造成挤死踩死3000余人的大惨剧时，李鸿章说：“陛下是不知道这些的，对不对？”
维特很肯定地对李鸿章说：“沙皇尼古拉二世陛下一切都知道”据说李鸿章听到以后十分吃惊：“我弄不懂这么做的意义，我做总督的时候有1000万人死于瘟疫，但我国的皇帝陛下什么都不知道，你们怎么能拿这些无足轻重的小事去让皇帝陛下劳神呢？”
维特在回忆录中写道：“就是说，我们比中国人文明开化”李鸿章只是老佛爷的奴才，荣辱仅仅取决于老佛爷的喜怒哀乐。他不能理解议会制度下内阁的运作方式，也不能理解舆论的重要。在李鸿章们看来伊藤内阁自顾不暇，完全无力腾出手来和大清争夺朝鲜，可李鸿章并不清楚其实伊藤博文不需要对时时刻刻挂在口中的“天皇陛下”负责，挑起对外战争是现代政府转移民众视线，缓和国内矛盾的常用手法。
现在伊藤博文就在采取这个手段。
李鸿章袁世凯们只知道乘坐八重山舰去朝鲜归任的大鸟圭作随身带了名警视厅的巡查，但并不知道八重山舰上还有200名海军陆战队员。更不知道大鸟圭作随身带有陆奥宗光外相“可见机便宜行事，不拘于和平解决”的训令。
大鸟不是来归任的，他是到现场来指挥如何制造开战的口实来的。
九日，八重山到达仁川港。在此之前日本常备舰队司令海军中将伊东祐亨率松岛、千代田、高雄三舰从福建马祖岛急驶釜山，然后直行仁川。此时，泊仁川港的日本军舰为松岛、千代田、八重山，筑紫、大和、赤城六艘，而中国仅有济远、扬威、平远三舰。日本海军力量远远凌驾于中国海军之上。
伊东祐亨抵仁川后，即至八重山舰会见大鸟圭介，商讨进兵的计划。当时决定，除了大鸟随身带的海军陆战队之外，伊东还自各舰抽调人员编成联合陆战队登陆护卫。联合陆战队由松岛副舰长海军少佐向山慎吉任指挥官兼大队长，海军大尉中川藤次郎为大队副官，海军大尉岛村速雄，井上保为大队参谋，共计士兵四百余人。当天晚上十时许，陆战队全部上岸，驻扎于仁川日租界。
然后第二天十日凌晨从仁川出发，下午进入汉城，于午后六时四十五分抵公使馆。
同时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陆军中将在接到参谋本部的命令之后将驻宇品附近的第九旅团两个联队，加以骑、炮，辎重、卫生等兵力编为混成旅团，合计七千六百多人，旅团长为大岛义昌陆军少将，佩了两个参谋，一个是日本陆军谍报工作的鼻祖福岛安正中佐，另一个则是在山县有朋以后君临日本陆军十几年的元帅陆军大将上原勇作少佐。本来应该是等旅团全部编制完成后一起再出发，可是前几天，日本驻天津公使馆武官神尾光臣少佐来电报说清廷第一批派遣军定于六日由山海关出发。这才不等混成旅团编制完毕，先派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长一户兵卫少佐带了他的大队于十二日在仁川登陆，十三日进汉城以后接受大鸟的直接指挥。
大鸟是外交官，能指挥军队？能。那年月日本还没有什么国家公务员制度，这些人都是从倒幕前后的内战中打出来的。但大鸟有点特别，他不是明治政府的，他是幕府那边的，还是死硬派，带着一支叫“传习队”的队伍从江户逃出去以后，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一直退到了北海道，一直到带的兵全输没了以后才在箱馆（现在的函馆市）向明治军队投降。
明治政府倒也没有怎么为难他，反而派他去欧美考察，回来以后当了工部大学校（现在的东京大学工学部的前身）校长，搞实业去了。日本的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水泥，玻璃，造船，纺织，石油，铁道，矿业等重要行业的发展，都有他一份功劳。其实派他出任驻清公使兼驻朝公使，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产业界要向外扩张的要求。
为什么大鸟圭介离开军界呢？有个原因就是据说此人兵学学得不错，但实际操作不行，打仗老是输，没赢过，大鸟自己给自己解嘲是“虽然没有将才，但有将器，本官怎么输也始终面不改色”但虽然不是将才，在大岛旅团长登陆以前，暂时指挥一下先遣队对付袁世凯估计也还问题不大，再说大队人马马上就要来了。
大队人马确实马上就来了。到6月16日，大岛少将已经带着近三千人马在任川登陆了，加上一户少佐的先遣队，第一混成旅团已经来了一半左右的四千人了，加上海军的松岛、吉野、千代田、八重山、筑紫、大和、高雄、赤城八舰，兵力远在中国军队以上，已占有绝对优势。整个混成旅团八千人的任川登陆完毕是6月27日，这时日军在汉城方面已经全部展开，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这一来朝鲜政府和李鸿章袁世凯们都发了傻了。一开始就没有想到日本会派兵，而且会派重兵的李鸿章居然到此时还没有认真地想过日本是不是有向中国开战的可能。李鸿章能想到的仅仅是日本出兵朝鲜妨碍了他进一步直接控制朝鲜。在日本大军登陆的时候还在作着中日联合撤军的美梦。
其实发了傻还有大鸟圭介：东学党动乱居然平息了。
原来朝鲜朝廷上下和东学党一看日清两国大兵压阵，一付要在朝鲜国土上开战的架势，阶级矛盾立即就让位于了民族矛盾。政府和东学党谈判成功，签订了内容包括“停止迫害起义者和东学道徒，合力维持社会秩序；严惩贪官污吏，横暴富豪，不良儒林两班；烧毁奴婢文书；改善贱民待遇；许青年寡妇再嫁；废除一切扰民的苛捐杂税；打破门阀界限，登用人才；严惩私通日本者；取消一切公私债务和平均分配土地”的《全州和约》东学党义军也退出了全州，动乱结束了。
东学党动乱既已平息，外国军队就没有继续在朝鲜半岛上羁留的任何理由。如果李鸿章袁世凯能够看到这一点，主动从朝鲜单方面撤军的话，这是全身而退的最后一个机会。并不是说日本会由于清廷撤军而打消其对朝鲜进而对大陆的侵略野心，而是因为当时的日本确实只是一个小国，想干什么坏事也必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如果大清撤兵，则日本由于其外交上的孤立只能撤出朝鲜而等待以后的机会。所以大鸟当时的全副精力就是防止大清从朝鲜撤军，为了把水搅浑，大鸟干脆提出了一个“清日共同促进朝鲜内政改革”这么一个明知道大清根本没有可能接受的提案来争取时间。
话说回来，就算是李鸿章当时撤了兵也没有什么用处，大清不会励志图强，而日本却在图谋崛起，再过几年日本照样找得到机会，大清也照样败。
而李鸿章所做的，正是日本所期望的。一开始是想双方同时撤军，在六月二十二日，日本政府发出“第一次绝交书”强硬地表示：“设与贵政府所见相违，我断不能撤现驻朝鲜之兵”使李鸿章这一幻想破灭以后还不进行决一死战的军事准备，而是幻想依靠列强调停来使日本打消染指朝鲜的阴谋。
对于李鸿章的幻想，日本的回复是第一混成旅团的第二批部队6月27日在仁川的登陆。七月十四日，刚刚从临时公使升格为日本驻清公使的小村寿太郎向总理衙门送达了日本政府的“第二次绝交书”内称“查朝鲜屡有变乱之事，从其内治纷乱而来。我政府因念今俾该国能更正内治，绝变乱于未萌，莫善于两国戮力同心者，缘两国之与该国所有关系原常吃紧也。乃将此意提出清国政府，讵料清国政府定然不依，惟望撤兵，我政府实深诧异。近闻驻京英国大臣顾念睦谊，甚愿日清两国言归于好，出力调停等语。但清国政府仍惟主撤兵之言，其于我政府之意毫无可依之情形。推以上所开，总而言之，清国政府有意滋事也。则非好事而何乎？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
但不肯撤军，反而倒打一耙，把开战的责任推给中国。
1894年7月19日，根据军令部官房主事山本权兵卫大佐提出的方案，将已经改名为“西海舰队”了的警备舰队和常备舰队组成“联合舰队”这是日本海军第一次组建联合舰队，伊东祐亨海军中将为首任司令长官，首任参谋长为鲛岛员规大佐。
7月23日联合舰队从佐世保起锚出发，24日晚到达仁川。在7月23日晚上在大鸟圭介公使指挥下的混成旅团第一大队袭击了朝鲜王宫，又重新迎回大院君来执掌政权。大院君所发的第一个命令就是任命大鸟圭介为朝鲜国王政治顾问。
接下来大院君又于7月25日更迭了内阁，向清廷驻朝鲜公使唐绍仪通告朝鲜单方面废弃清朝之间存在的所有外交条约，并且要求在牙山驻扎的所有清军和丰岛海面上的北洋水师所有舰只立即撤退。
大院君的身后站着日本公使大鸟圭介，站着日本陆军和海军联合舰队，这是日本帝国在向清朝宣战，但不是正式的。
这时，战争其实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