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这个位于亚洲东北部从中国东北部朝着东南方从日本还斜着伸向黄海的南北长达两千两百华里的半岛，一百多年来一直到现在还继续在扮演着“东亚热点”的角色。而充满了战争和流血的现代东亚史的原点，就是从朝鲜半岛开始的。
2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比相邻的中国吉林省稍微大一点，大约是黑龙江省的一半左右。差不多80%的面积是不适于农业的山地，土地也不是很肥沃，但就是在这么一个应该说是并不起眼的半岛，在这一百多年里屡次被战火烧炼，是世界上爆发战争次数最多的地区之一，一直到现在这个世界上军事力量集中密度最高的地区可能还是朝鲜半岛。
这是因为朝鲜的地理位置。
朝鲜和中国，俄国交界，隔着对马海峡和日本的九州相望。朝鲜半岛由于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在进入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19世纪以后，成为大国角逐的竞技场就是很当然的了。
对于大清帝国来说，朝鲜只是一个有时候会来朝朝贡，需要赏赐点什么的属国。出于“中央帝国”的威严和传统，大清并没有在朝鲜半岛寻找过什么经济利益，大清需要的是“拥有属国”这件事本身给大清带来的尊严；对于被困在冰天雪地的北极圈里，做梦都想着温暖的南方乐园的俄国来说，朝鲜则意味着一个能通往南方的不冻港；而对于刚刚明白当时统治着这个世界的丛林准则，完成了明治维新，急着要在这个丛林准则下得到能够存活的一席之地的日本来说呢？用一句当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话来说，朝鲜是“一把刺向日本腹部的利剑”有人在讨论甲午战争时喜欢着眼于所谓“东学党之变”实际上那只不过是中日兵戎相见最表面的直接原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甲午之战其实是势在必然，无可避免。“东学党之变”不是引起甲午战争的原因，只是东亚国际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官界军界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经营的结果。
朝鲜自古以来就和日本交流密切，日本的江户年间只要换了将军就会有朝鲜通信使前来庆贺，顺便互通音信，日本的对马藩也是锁国年代的朝鲜除了宗主国大清之外唯一与之有贸易往来的外国。朝鲜从日本进口的主要是铜器，陶器，明矾，红绢，砂糖，棉花等，日本从朝鲜进口的主要是虎皮，熊皮，豹皮，狗皮等皮货和人参，鱼翅及熊胆，牡丹皮，黄芪等中药材，1876年全年贸易总额在30万日元，换算成现在的价格大约在三千万美元左右。
日本明治政府在成立以后就向朝鲜发出了新政府成立的通知，同时提出了通商贸易的要求，被当时执掌朝鲜大权的大院君拒绝。表面理由是明治政府的国书和江户幕府的国书格式相异，而且明治国书中的“天皇，天朝”等遣词用字属于“僭越”——“皇”和“天朝”只能宗主国的大清才能使用。但是这仅仅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上这些字在幕府政权的国书中都用过。真正的理由是一来是还处于锁国状态之中的朝鲜不想把贸易活动扩大到对马藩之外，二来是朝鲜对新成立的明治政权抱有本能的怀疑。朝鲜始终没有忘记1592年到1598年之间丰臣秀吉的侵略给朝鲜半岛带来的巨大灾难，而丰臣秀吉以后的江户幕府在250多年间没有向外进行侵略扩张，朝鲜朝廷怀疑推翻了幕府的明治政权也是很正常的。
不幸的是，以后的事态发展表明朝鲜朝廷的怀疑是有道理的。
国书被拒绝这件事在日本引起了一次征韩论的大争吵，虽然主张征韩的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等急先锋在大久保利通等人的反对下下野，征韩没有征成，但这次争吵到后来居然发展成了一场叫做“西南战争”的大规模内战。可见朝鲜半岛对日本来说始终是迷人的诱惑。
1875年9月发生的“江华岛事件”是整个东亚国家关系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江华岛位于朝鲜半岛汉江出海口，是韩国第五大的岛。由于其重要的战略位置，这一百五十年来一直就是紧张的焦点。1866年因为大院君禁止天主教在朝鲜的传教，法国人出动了800多兵力进攻江华岛，在付出了40人以上的伤亡以后，不得不悻悻退走，这就是所谓“丙寅洋扰”1871年，以“科罗拉多号”为首的五艘美国军舰为了四年前美国武装商船“谢尔曼将军号”（GeneralSherman）被击沉事件进攻了江华岛，在占领了一个月以后主动撤兵。这是所谓“辛未洋扰”事件。
一个小国，居然能够两次击败西洋列强，拒绝本来要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实在是很了不起的。然而，这两次侵略最后都是仅以“洋扰”而结束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在于无论法国还是美国并没有真正准备入侵朝鲜半岛，因为在朝鲜半岛的前面有着更加美味可口的中国大陆和中国大陆市场。
然而日本就不同了，在十九世纪可能朝鲜半岛的经济价值确实不大。但就像那份真伪不明的《田中奏折》所说：“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满蒙，必先征服朝鲜”日本要想前往可口的中国大陆，就必须先通过不那么可口的朝鲜。朝鲜，是日本走向世界的第一块跳板。
但是当时无论是朝鲜还是大清都没有看清这一点。
9月20日由舰长井上良馨少佐指挥的日本军舰“云扬号”在去往中国海城牛庄的路上途经江华岛，井上良馨乘坐的小艇为要求饮用水补给靠近了江华岛，受到江华岛上的朝鲜炮台炮击。小艇立即归舰，“云扬号”上的舰炮对江华岛炮台进行了报复性还击，舰上的陆战队也登陆，放火烧掉了朝鲜军三座炮台，这就是所谓“江华岛事件”且慢，这只是日本“公刊战史”的内容。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陆军卿山县有朋在事件后的一句话揭开了谜底：这是“预定计划的实现”日本陆海军的战史分为两类，一类叫“公刊战史”是给大家看的；还有一类是锁在参谋本部，军令部的铁柜里，名为《XX年战史》的机密文件，那才是真正的战史。《明治八年海军战史》里面有井上良馨在10月1日写的报告书，里面清楚写明日军的武装小艇进行的是水道测量，在受到朝鲜方面警告以后反而变本加厉向汉江上游汉城方向前进，这才受到朝鲜的警告炮击的。
事件以后，日本立即派出了以参议开拓长官黑田清隆陆军中将和大藏大辅（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井上馨为首的代表团乘着军舰就到朝鲜兴师问罪，这个井上馨不是前面那个井上良馨，那个井上良馨是海军军人，后来仕途一帆风顺，一直升到海军大将，名列元帅。这个井上馨是政治家，后来做过日本内相，外相。
经过大兵压境的谈判，日本和朝鲜在1876年2月26日签订了《朝日修好条规》通称《江华岛条约》这是朝鲜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也是几乎整个现代东亚史的起点。江华岛条约标志着朝鲜从闭关锁国的状态中走了出来，正式成为了大国角逐的舞台。根据条约，日本在朝鲜得到了类似于“租界”似的居留地，日本产品在朝鲜享受了免征关税的待遇。
《江华岛条约》的关键要害在于其第一款：“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这一款在现在看来貌似公平，很符合“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国际准则，但当时可不能这样解释。朝鲜是大清的属国，日本要动朝鲜的脑筋首先遇到的就是和大清的关系，1876年的日本，还没有完成和大清进行一场战争的准备，它只能想法子在大清和朝鲜之间打进一个碶子，做好法理上的准备以迎接和大清的最后直接摊牌。
大清知不知道这件事？大清知道，朝鲜将这件事知会了清廷，日本新任驻华公使森有礼甚至直接向总理衙门提出了“派员和中国官宪前往朝鲜”的试探，但被总理衙门以“向无此规矩”为由而拒绝。清廷，或者说李鸿章本人并不愿意过多地插手这件事。这倒不是大清已经山穷水尽顾不了属国了，大清虽然输了鸦片战争，向英国割让了香港，又经过长毛之乱，元气大伤，可以说是“千疮百孔”但在外表上还是挺光鲜的，起码在东亚这一块，还没有人敢来起哄架秧子。
但李鸿章只求自保，不想多事。既想当宗主国，又不想看到日朝之间爆发战争，因为李鸿章还记得丰臣秀吉侵略日本，最后使得中日朝三个政权下岗交班的历史。所以他主张“当由朝鲜自行主持”实际上是想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李鸿章的思想就是数千年来中央帝国的只求示威严于夷狄即可的传统思想，李鸿章虽然认识到了已经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大清面对着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但是并没有必要时要用战斗甚至是战争来解决问题的思想准备，特别是对日本这个在他看来只不过是“葺尔小国”的岛国。
这也不能完全怪李鸿章消极自私或者妄自尊大，得到大清的制度里去找原因。
大清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已经面临着被时代淘汰的命运，如果大清还想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的话，不像日本的明治维新那样搞一个彻底的改革是不行的，可是以西太后为首的大清朝没有这个认识，也没有这个愿望，还没有这个决心，更没有这个能力。
大清的问题在表面上看来是列强袭来，纷纷要求割地赔款，但解决方法不是买几支洋枪，几门大炮，几条军舰就能够混过去的了。大清的问题出在了统治政权的概念上。所谓大清，只是爱新觉罗家族，确切地说是皇上，或者在当时的环境下更确切地说，是西太后的私产，与别人一概无关。即使李鸿章大人顶着那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头衔：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也只不过是爱新觉罗家族的一介奴才，只要爱新觉罗家族愿意，随时可以让他滚蛋。
打个现代社会的比方的话，李鸿章就仅仅是个承包商，他承包的是朝廷或者说是西太后的安全，这个承包商的工程设备就是那支北洋新军和北洋水师。
所以在任何时候李鸿章必须首先考虑的是他作为承包商的地位的是否稳固，当然这个稳固取决于它的客户公司——大清朝廷的不会破产和支付能力，但是对于李鸿章来说，他本人经营的承包公司的不会破产问题更加重要。这样一来李鸿章及其清军在以后和甲午战争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就很容易解释了。割地赔款其实与李鸿章及其承包公司无关，那是李鸿章的客户公司，大清朝廷的事。所以李鸿章所作的一切，都不是在为了那个朝廷，更不用说是那个还不存在的国家，而是在他的公司打算。而大清朝廷上下，则因为防卫的责任已经由李鸿章承担了，一旦出事，只是按照契约合同追究李鸿章及其手下的责任，这个国家到底怎么样了，或者说爱新觉罗家族的财产损失是不会有人关心的。
但是日本呢？日本从十九世纪60年代末开始明治维新，颁布了《大日帝国宪法》召开了由众议院和贵族院组成的议会，实现了在君主立宪制的国内政治统一和安定，开始了富国强兵。虽然还很落后，但在政治上日本已经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了。到1892年，日本的对大清（包含香港）出口额达到了1965万日元，占日本全部出口总额的21.5%，比1884年增长了三倍。而从中国进口的光棉花一项在从1887年开始的五年内就从82万日元增加到了7.5倍的600万日元。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清日之间贸易几乎全部掌握在大清商人手中，日本商人仅仅是三井物产在上海和天津开设了两家支店而已。
和所有国家一样，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纺织业就是产业资本的代名词。
日本从1887年开始的五年中，纺织业的生产规模扩大了五倍，生产量增长了九倍，纺织品的生产效率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和所有新兴的国家一样，当时的日本拥有的是最新式的设备，但却有最低廉的人工。比如一捆20支棉纱，在印度制造成本是日元，而日本只需要日元！
但是1894年上海的市场价格却不是这样，上海市场价格是印度产棉纱日元/捆，而日本产棉纱是97.2日元/捆，日本产棉纱没有竞争力。这是因为日本产棉纱要加上日元的棉花原料运费和被日本海关课去的棉花进口税和棉纱出口税总共日元。在日本采取了减免进出口关税以后日本产品还是无法与印度产品竞争。
日本产业资本把目光放到了在上海直接设立棉纱厂和纺织厂上面，1887年日本第一银行头取（董事长）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涉泽荣一就提出了这个建议，但被清朝拒绝。当时的驻清公使盐田三郎主张无视上海道台，“模仿其他外国，尽快安装机械，着手实业”但被外务省以“不应该无视各国与我国的邦交强弱而随意裁量”的理由否决。三井物产只好迂回通过和英国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一起出资在上海办厂。
形势就是这样，日本的产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急切地需要着海外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广袤的中国大陆怎么不让日本的产业资本垂涎欲滴？但是日本人都知道，要进入中国大陆，一定要征服隔在中日两国之间而又距离日本最近的朝鲜半岛。
这就是日本人制造“江华岛事件”和强迫朝鲜朝廷签订“江华岛条约”的经济社会动力。
江华岛条约签订以后，日本产品大举进入朝鲜半岛。朝鲜半岛上流通的中日产品的比率，在1882年时是87比13，而十年后的1892年这个比例变化到了55比45。
“江华岛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1877年，日本在元山，1880年在釜山建立了“特别居留地”这些居留地内的土地只准日本人租借，居留地内的行政权力由日本政府代表掌握，适用日本法律，警察权也由日本人掌握。这些“特别居留地”几乎就是日本领土的延长，朝鲜主权的被侵犯，尤在中国的“租界”之上。进入这种“特别居留区”的是以三菱会社和大仓组为首的各大小财阀，他们利用免交关税的特权，进口英国毛织物，火柴，套取朝鲜通货进行投机，给朝鲜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日本商人在朝鲜半岛囤积粮食并将其运回日本国内以解决食粮不足问题，使得朝鲜半岛的米麦价格上涨了两到三倍，在不少地方造成了饥荒。
日本人在朝鲜从事的不仅仅是经济，还提出了租借釜山港口的绝影岛以供军用的要求。这些所作所为很自然地刺激朝鲜人的反日感情日益高涨。韩国的儒生们一直在鼓吹的“卫正斥邪论”也就更加广为传播。朝鲜国王高宗李载晃的生父，被外戚闵氏夺取了权力的大院君李昰应正好利用这种形势，交通儒生，又联络了被日本式军队夺取了地位的旧式军队于1882年7月23日发动政变，赶走了闵妃，重掌了政权。政变军队杀了堀本礼造少尉等7名日本军事教官，并且进攻汉城的日本公使馆，日本公使花房义质逃往现在叫做仁川的济物浦，由英国军舰好不容易救走。是为“壬午兵变”但是朝鲜的那个大院君其实是个只会惹事生非的政治文盲，他发动了政变，以为逼着儿子交出了政权就大功告成了，完全没有想过日本和大清会作出怎样的反应，甚至连儿子高宗的妃子闵兹映闵妃会怎么做也没去想。
朝鲜李氏王朝的明成王后闵妃在朝鲜半岛受到极高的崇敬，闵妃实际上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并不是闵妃富有政治才能，而是她的丈夫高宗实在是一个沉溺于酒色，醉生梦死的家伙罢了。像这次政变的导火线就是朝鲜朝廷拥兵不养兵，实在混不过去了就用些掺了沙子的稻谷来敷衍而生出的兵变。但拥有良好的政治嗅觉的闵妃在兵变之前就逃到了袁世凯的兵营请求保护。
收到花房义质公使报告的日本政府反应非常迅速，7月30日立即向朝鲜派遣了高岛鞆之助陆军少将率领的步兵第11联队的一个大队和海军陆战队共两千人的大军和仁礼景范海军少将指挥下的四艘军舰，护送着花房公使又回来了。这两位少将也很有意思，后来全做到大臣。高岛鞆之助后来在松方正义内阁中作过陆军大臣，官至中将；而仁礼景范的十年后做到海军大臣，官拜海军大将；这都不算牛，最牛的是那个步兵少佐的大队长，居然是后来做到元帅陆军大将的寺内正毅。
8月1日，陆军卿代理山县有朋又下令动员东京和熊本的两个镇台，在熊本编成混成旅团，同时动员了运兵船，准备随时增援。
苦主上了门，这大院君该着急了吧？不，他没着急，因为李鸿章也派了吴长庆带了三千人在三艘军舰的护卫下到了汉城，和日军对峙上了。
朝鲜长期以来处于中国的属国地位，但又不完全是现在国际政治学上的殖民地概念，而是一种中华文化所特有的一般不会被宗主国来干涉其内政的自治属国。李鸿章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这种方式的缺陷，想改成更加参与的半直接统治。李鸿章已经认识到了日本之所以还没有对朝鲜提出领土割让，矿山权利和内地通商的要求仅仅是因为大清正在考虑要不要直接驻兵。因此为了今后继续维持朝鲜，必须在朝鲜半岛常驻大军，扩大海军实力和掌握朝鲜的军事外交权力。这次派兵基本上就是出于这种考虑。而不是做大院君的保镖来的。
所以此后的处理让花房公使措手不及。当时的外务卿井上馨有点顾忌列强干涉，主张先谈判，谈判破裂以后再开打，在花房公使向高岛，仁礼这两个陆海军少将确认：“弄不好要动手，你们打得过清军吗”的时候，两位少将拍着胸脯说：“如果交火，肯定胜利，你只管去谈”可是谈判已经对手没了，吴长庆按李鸿章的意思，把大院君装上军舰送到天津关了禁闭，这一关就是三年，连他儿子朝鲜国王高宗亲自求情也没用。这边闵氏家族重掌朝政，朝鲜看起来还是控制在大清手里。
有关善后的谈判在大清没有派人参加的情况下在济物浦（现在的仁川）进行。日本提出的割让对马海峡的战略要地巨济岛和海参崴对面的忧陵岛的要求在朝鲜朝廷大势已被大清掌握，而且美国也派出军舰调停的形势下没有实现。
朝鲜付出了55万日元的赔偿金以后还是留下了一个致命的隐患：承认了日军在汉城的驻兵权。
为了与之抗衡，李鸿章把长驻朝鲜的兵力增加到了三千人以压制护卫日公使馆的一千名日本陆军，1882年和朝鲜签订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再次确认朝鲜是大清属国，并派马建忠和德国人顾问穆麟德赴朝掌握通商，外交和关税，提供武器以将朝鲜军队改编为大清式的新军。
但是这些做法既不彻底也为时已晚。
日本人从这次壬午兵变得到的教训是：他们在朝鲜问题上无法绕过宗主国大清，任何对朝鲜的非分之想，只有在下定和大清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决心以后才能实现。然而他们自忖还没有这个能力，还没有下定这个决心。
但是这个能力对比在发生变化。19世纪的后半叶，是中华最灾难深重的年代。壬午兵变的第二年1883年，法国出兵中国的另一个属国越南，并且同时攻击了云南，法国海军还攻击了福建，台湾，浙江，控制了台湾海峡，占领了澎湖。
日本人把这场清法战争看成天降良机，1884年9月9日，自由党总理（总裁）板垣退助面见法国驻日公使萨奎其，要求法国提供100万美元作为他们在朝鲜搞政变以配合法国人在安南行动的活动资金。那时日本政界全体一致，八仙过海地想在朝鲜策动政变。参议伊藤博文怕被自由党抢了头功，干脆自己上阵，指挥《汉城旬报》主笔井上角五郎和朝鲜独立党的金玉均，朴泳孝联系，具体策划政变计划，并通过驻鲜公使竹添进一郎把朝鲜在壬午兵变后付出的55万日元的赔偿金中的40万元交还给独立党人作为政变资金。
当时朝鲜除了这个主张独立的独立党之外还有一个由闵氏家族的闵泳翊领导的“事大党”“事大”这个字出自《孟子》的“以小事大”那意思是小国应该跟着个大国，像韩国这样的小国就应该跟着中国这样的大国，几千年都跟下来了，现在也还是大清保险。这两个政党如同水火势不两立，互相指责对方是“韩奸卖国贼”1884年12月4日晚上金玉均，朴泳孝等朝鲜独立党人发动了政变。是为“甲申政变”那天，朝鲜国王高宗李载晃在王宫举行宴会庆祝汉城邮政局成立，韩国朝野名士，外国公使武官群集一堂。来客中突然出现了20来个刺客，在金玉均“请安静，请安静”的命令声中，将国王的亲信重臣一一杀死。这时200余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军人突然开进了王宫，这是汉城的日本公使馆守备队，根据济物浦条约，日本在汉城由驻兵千名的权力，但是当时在汉城的日本兵就只有200名，这次是倾巢出动了。
在场的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站起来大声宣布：“为了防止不测事件，应朝鲜国王的要求日本派兵保护朝鲜国王的人身安全”这时训练有素的日本兵早把警卫王宫的朝鲜兵不知道给赶到什么地方去了。然后是金玉均们向李载晃国王宣誓表忠，国王也作出一副后悔莫及的样子和闵氏家族领导的事大党划清界限，表示从此以后重用独立党的金玉均们。
竹添公使又来了个“此地无银三百两”“这次事件是因为独立党和事大党的矛盾激化而起，日本和这次事件没有任何关系，日本军队仅仅是应国王的要求而进入王宫”这就有点太看不起全世界人的智商了。其实政变天前的11月12日在竹添发给井上馨外务卿的电报中就很清楚地表示：“为了打破在朝鲜清国的优势地位，煽动亲日派的独立党发动内乱”井上馨向刚刚从欧洲视察回来的伊藤博文参议汇报了朝鲜局势。伊藤博文指示说：“各国对朝鲜问题都很神经质，要慎重行事。不能给人以干涉内政的印象，尤其在公开场合。朝鲜王室不能有生命危险”于是才有了11月28日井上馨发给竹添的谜一样的外交电报：“许可乙案”这是因为除了“保护朝鲜国王”的“乙案”之外，还有一个“直接干涉”的“甲案”政变以后立即成立了以国王的亲戚李载元为首相，朴泳孝为副首相，金玉钧为大藏大臣的新内阁，这个新内阁办事效率还挺高，立即就开了会，决定了这么几条：
1.从此国王不叫“殿下”改叫“皇帝陛下”为独立国家的君主。
2.废除对大清的朝贡。
3.废除旧内阁，修改税制，废除宦官。
4.加强王室的透明性等14条，一句话，朝鲜独立了。
但是，就独立了一个晚上。
实际上还没有一个晚上——到半夜里独立党人和日本人正在一起庆祝“独立”的时候，李载晃就瞅空溜了出去找袁世凯去了。正当竹添公使发现了没了正主惊叫“完蛋了”的时候，袁世凯在下令：“全体出动，进攻王宫，把日人赶出去”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大清虽已频临死亡，或者说已经是一具政治僵尸，但在外表上还很可观。如果说以西太后为首的大清君臣全在混吃等死也不公平，他们也还是想整治好大清的。特别在应付这次政变时，一来是袁世凯能干，二来大清也没有了退路。清法战争，虽然有镇南关大捷这样的胜利，但整个战争是大清大败。左宗棠指责李鸿章签下《中法天津条约》是“误尽苍生，落千古之骂名”等等只是攻轩，并没有多少道理。
中国失去了安南，那么多属国就只有朝鲜了。现在来打朝鲜主意还居然是一直也有点属国嫌疑的日本，如何不叫大清和李鸿章袁世凯们抓狂。所以这次袁世凯亲自带领500精兵攻打王宫，同时清军还进攻了日本公使馆，把个公使馆给烧了，让你首尾不能相顾。但是这边攻王宫的倒停了一会儿战——放日公使和日本守备队逃生。袁世凯在没有李鸿章的指示以前，不敢扩大事态。
“甲申政变”完全失败，金玉钧随竹添公使从济物浦一起逃往日本。而井上馨在接到“政变完全失败，国王落在清军手中，清军已经完全控制汉城”的报告后立即报告了三条实美大政大臣后召开了有山县有朋内政卿，大山严陆军卿，川村纯义海军卿和伊藤博文参议参加的联席会议紧急协商，结果是由井上馨作为全权大使带领由陆军中将高岛鞆之助和海军中将桦山资纪两名副使率领的两千军队来朝鲜兴师问罪。
日本政府的方针是：“谈判的对手是朝鲜而不是大清”原因之一是除了袁世凯原来就有驻朝鲜的三千人马以外，事发以后李鸿章又增派吴大征带领陆海军五千去往汉城增援，而日本人还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之二就是日本政府从《江华岛条约》以后就一直在制造“朝鲜是独立国家”这样一个既成事实。
日朝双方在“日本为什么出兵王宫”这件事上扯了一个星期皮以后，以朝鲜方面部分屈服的形式签订了《汉城条约》内容是向日本支付赔款，朝鲜方面承担日本公使馆被焚的责任，出钱重修日本领事馆。
那么手握八千兵马的袁世凯在干什么？就在一边干看着？当然不是，但是袁世凯无能为力，首先日本政府极度警戒在谈判时大清的参与，再三向朝鲜方面表明一旦发现有大清参与就立即“停止交涉”实际上就在《汉城条约》签字前一天的1月8日吴大征还以“大清钦差大臣”的身份硬闯会场试图扭转局势，但被井上馨以吴大征没有全权证书且与清国的谈判另外进行为由而拒绝；还有一个原因就是12月19日汉城城内的日军败于清军，退到济物浦的时候，英国公使向李鸿章表示过“大英帝国不愿意看到大清和日本在朝鲜半岛交火”的意向，而背后在运动英国是远在东京的伊藤博文参议。
伊藤博文在看到袁世凯在汉城作壁上观以后知道了李鸿章的软弱态度后，于1885年2月24日与同为参议的西乡从道赴天津和李鸿章谈判善后。
日本方面的交涉要点是：1.处罚驻守汉城的清军指挥官。
2.清军从汉城撤退。
这完全是一种狮子大开口的讨价，但伊藤博文似乎胸有成竹。刚刚大败于法国的大清实际上不是像李鸿章口头上所说，“我们准备大打一场，和法国都已经不辞一战了”的那么气壮如牛的。经过13天六次谈判，双方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内容为以下三条：1.大清和日本在4个月内同时从朝鲜撤军。
2.双方不再向朝鲜派遣军事顾问和教练。
3.日后朝鲜国内有重大变化，双方在派兵以前需照会对方。
这个条约的要害在于承认了日本拥有了出兵朝鲜的权力。当时的李鸿章的想法是日本出兵汉城需要三天，而清军到汉城只需一天半。所以即使日军出兵朝鲜，清军也能占先机。但是占了先机以后怎么办，李鸿章好像没有考虑过。
纵观19世纪末期中日外交，只能让人扼腕。日本人不是没有失败过，但必须公平地承认日本人犯的错误少得多，而且明治时期的日本人和昭和时期的日本人不一样，会灵活地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修正错误。而大清号称外交随一的李鸿章和日本的伊藤博文，井上馨们比起来，未免相形逊色太多。这不得不让人感叹，明治时期的日本确实俊才云集。
比如此时日本驻中国公使就是榎本武扬，而驻天津领事居然是以后的内阁总理原敬。
而大清却是一再一再的失误。1889年又出现了“防谷令事件”日本商人对于朝鲜半岛米麦的囤积和抢购，使得朝鲜半岛粮食价格飞涨，民不聊生。1889年咸镜道监司赵秉式突然宣布禁止从元山向日本出口粮食。
由于这个禁令，日本商人遭受了14万日元的损失，日本政府向朝鲜国王提出了强烈抗议。但是朝鲜方面调查下来的结果是，国王不知此事，赵秉式只是执行袁世凯的命令而已。
袁世凯的想法或许没有错，但袁世凯没有认识到世界已经由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出现而变得很小，而且还出来了“国际惯例”这么个根据列强的价值标准而变化的怪胎。随心所欲的行动除了授人以柄除外，得不到任何东西。
“防谷令交涉”持续了四年之久，最后在1893年的5月终于以朝鲜政府全额赔偿日本商人的损失而告结束。袁世凯在这起事件中的作用为后来日本煽动舆论和大清开战提供了极好的口实。
好像是怕日本人找不到开战的口实似的，第二年又出现了“金玉均暗杀事件”金玉均是朝鲜独立党的头目，策划甲申政变而被朝鲜朝廷视为“大逆”恨之入骨，悬赏巨金要金玉均的脑袋。但是金玉均以“岩田周作”的化名躲在日本，受着日本政府的保护，朝鲜朝廷要求日本引渡金玉均被拒绝以后，先后四次送刺客到日本但都失败了。
第五次的刺客比较另类，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立志要做外署督办（外交部长）的洪钟宇。朝鲜朝廷高额悬赏金玉均的脑袋，可洪钟宇除了必要的经费之外不要钱，他要的是官位。朝鲜朝廷实在是对金玉均恨之入骨，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洪钟宇的条件。
洪钟宇来到日本，以认识李鸿章公子李经方为诱饵诱使金玉均去上海和李鸿章谈判。
如果洪钟宇完全是在说谎，那金玉均也不会上当，这事倒霉就倒霉在洪钟宇并没有完全在说谎。洪钟宇确实认识李经方，而且确实向李经方介绍了金玉均，说金玉均愿意改邪归正，是大清的可用之才，于是在上海养病的李经方确实发出了“家父愿意见金玉均一面”的信息。
金玉均在见到李经方的回信时欣喜若狂，满脑子想得就是见到李鸿章以后摇动三寸不烂之舌说服李鸿章采纳他的意见的场面，“哼哼，能同时利用清日两国的，舍我其谁也”把头山满，宫崎滔天，犬养毅等人劝阻的意见一脚踢出老远，跟着洪钟宇在1894年3月27日乘坐“西京丸”号客轮就去了上海。
外务大臣（日本从太政官制改到内阁制是在1885年，此后的“卿”就改成了“大臣”）陆奥宗光拿着报告金玉均死讯的电报气急败坏地冲到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官邸已经是28日晚上了。出乎陆奥外相的意料，伊藤博文不急不慢地分析了形势：“金玉均是在日本法律保护下的人，这个人被刺客骗去了上海，而且还牵扯到李鸿章的公子，现在就看清国，噢，不，应该说李鸿章如何处理此事了，你是不是准备向清国要求引渡凶手和金玉均的尸首？”
“当然。”
“不用急，先看李鸿章如何动作，发电报叫上海总领事馆静等国内指示，不要贸然行动。”
满腹狐疑的陆奥离开以后，这次来的是内务大臣井上馨，井上馨开口就是“事情的发展很有趣”伊藤博文制止了井上馨进一步说下去：“闻多（井上馨的字）不要说不谨慎的话”但是井上馨还是按耐不住兴奋的心情：“洪钟宇干的真漂亮”原来，朝鲜朝廷派出来的暗杀金玉均的刺客洪钟宇，其实是在井上馨的指挥下行动的两面间谍。而这个绝密行动连外相陆奥宗光也不知道。
洪钟宇很快就被公共租界公部局抓获。日本总领事馆向工部局提出了引渡的要求但被拒绝，犯人洪钟宇和金玉均的尸体一起交给了上海道台。
在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命令下，凶手洪钟宇和金玉均的尸体一起被交给了朝鲜。
李鸿章可能是这样想的：“这样可能会激怒日本，但是日本现在没有能和大清对抗的武力，不足为虑。反过来这样做的结果会使朝鲜朝廷对大清感恩戴德，对把日本势力彻底驱逐出朝鲜很有帮助”起码李鸿章在当时没有意识到整个暗杀事件是日本人做的套。
这边的伊藤博文对陆奥宗光外相来向他汇报犯人和尸首都已经由工部局交给上海道台，再不向上海道台交涉就为时太晚了的时候，喊来了内务大臣井上馨：“洪钟宇说了些什么当然很重要，但是估计金玉均的尸首会交给朝鲜。金玉均在朝鲜是大逆，先看朝鲜如何处理金玉均的尸首再做主张”
陆奥宗光此时才领悟到了事情的另一面。
如同伊藤博文的估计，李鸿章果然将犯人洪钟宇和金玉均的尸体交给了朝鲜朝廷。而且为了显示大清朝的威风，特地使用了北洋水师的军舰“威远”号。
朝鲜朝廷将金玉均的尸首进行了“凌迟”在杨花镇竖起了一面上写着“大逆不道玉均”的大旗把被凌迟了的尸首晒干了示众。
这时候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才在外务省的指示下向朝鲜外署督办赵秉稷提出抗议。但被赵秉稷严词拒绝：“公使先生，虽然金玉均是被凶手骗到上海去的，但是一直在向我们通报金玉均的去向的不正是阁下吗？金玉均在朝鲜是大逆不道的罪犯，如何处理金玉均是朝鲜的内政。”
大鸟圭介扔下一句话，扭头便走：“你们要对今后在日本和清国朝鲜之间发生的一切负责”此时日本国内乱成了一锅粥。尾崎行雄，犬养毅等论客们纷纷写文章发表演讲攻击大清，朝鲜和“软弱的政府”里面跳的最高的就是现在印在一万日元纸币上的福泽谕吉。福泽当时在《时事新报》上是这样写的：“金玉均在上海被杀，韩国官吏并没有到天津去和李鸿章商量，可是清国军舰就能迅速动作，令人感叹。相形之下，从金玉均遇害开始所见之日本人举动，如同迟缓病人一般，也是令人惊奇”应该说这是伊藤博文和井上馨所十分满意的，因为舆论已经在朝着批判政府，批判首相的方面发展，可以说是一触即发，只要有一个口实就可以开战了。
因此伊藤博文召回了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应该说大鸟圭介原来是一位主张“日清同盟论”的人物，他的看法是日本和清国应该齐心合力联合起来把欧美列强从亚洲赶出去。在汉城也多次和袁世凯会面，讨论如何推进朝鲜的改革和近代化问题。但现在这种论调已经是不合时宜的，现在的问题是何时和大清开战了。
可是，大清是亚洲第一大国，维新只有30年不到的小国日本，和大国大清开战就能够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