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自决倡言全世界各大小民族，皆可自行决定自己归属的政府体制、执政政党组织、政治环境与命运等。而这些决定不得为他国或其他政权决定。这便是民族自决的含意。
九十一票赞成、二十五票反对、六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支持琉球人民自决的议案，这意味着琉球群岛的人民拥有了自己决定归属的权利，意味着日本想收回琉球成了基本无望的美梦，意味着亚洲可能又多出了一个新兴的国家。
琉球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喜极而泣，然后快速走到南洋联邦驻联合国代表面前，来不及拭泪，便张开双臂，与其紧紧拥抱。这是琉球人民的胜利，也是南洋联邦的胜利，一个拥有影响力的大国在七十年代开始的时候，阔步迈上了国际政治的舞台。
时间刚刚好，美国正在对北越开展轰炸攻势，但北越的顽强不屈，使美国人从老挝战争中拔出深陷的泥腿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为了在老挝还保持一定的影响力，并争取更多的人心，美国人终于“做通”了老挝国王萨旺？瓦达纳的工作，从王都琅勃拉邦迁移至柬老边境的穆拉巴莫。老挝内部形形色色的政治派系导致其政局相当混乱。然而，这些政治派系起码在表面上都对国王萨旺？瓦达纳表示尊敬，因为这位国王已经丧失了实权，但却可以作为笼络民众的一块招牌。
而在老挝的政治派系中，美国选择了反共民族主义者卡代亲王、卡代的异母兄弟梭发那富马亲王、巴塞的文翁亲王和万象的萨纳尼空作为扶持对象，并力争促使他们合作，以便实现老挝战争老挝化的最终计划。但有些人已经过惯了享受的日子，以萨纳尼空为例，他不肯离开生活条件都很好的万象，并要求美军继续与越共进行战斗，以保护老挝的现政府所在地。
美国对萨纳尼空已经失望透顶，如果不是他的老挝政府军软弱无能，美国也不会出动军队，一步步走进这个长期战争的泥潭。战略收缩计划在狂轰滥炸的掩护下已经开始，美国人不会为了这个无用的棋子而改变计划。
老挝苗族注定还要在战争中发挥作用，为了能有一块安定的家园，也为了族人的生活，王宝率领着经过训练补充的苗族武装越过边境，进入了老挝南部的波罗芬高原，或许这将是最后一次能够使苗族安定生活的流血的付出。
北纬十七度线，现在不仅是南北越南的分界线，也成为了分隔老挝内战敌我双方的分界线。正如黄历所分析，美军撤到老挝南部后，从地理上看，泰国、越南王国、柬埔寨便成为了拱卫老挝南部安全的三大金刚。
泰国虽然是亚共体成员国，但在某些方面却跟美国走得更近一些，这也是南洋联邦一直心怀不满的事情。越南王国是南洋联邦的铁杆盟友，其发展得到了南洋联邦的大力帮助，无论是军队建设，还是经济发展，现在的越南王国已经实力大增，可以很好地承担自己的军事职责。
而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是个翻云覆雨、玩弄政治阴谋的老手，虽然这可能有损于王权不可侵犯的光辉象征。但他作为国王的尊严和政治威望，远非印尼的苏加诺和缅甸的吴努单靠个人魅力所比。当然，他们更无法同西哈努克的政治灵活性所匹敌。
总的说来，这三个国家都对越共的侵略表示担忧，美国兵逐渐撤至老挝南部，形成了一个战略缓冲区，这对柬埔寨和越南王国来说，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两个国家也可以从驻扎的美军那里得到发展经济的机会，所以，尽管他们反感美国人进入自己国家，但他们很愿意让美国人在老挝南部继续存在一段时间。
基于这种考虑，在南洋联邦的斡旋下，越南王国和柬埔寨都对美国人在老挝的战略收缩提供了帮助，这对尼克松来说，他可以部分兑现对选民的承诺，使美国士兵在老挝的人数进行削减了。
当历史的脚步迈进七十年代，南洋联邦与中国的外交舞蹈似乎越来越合拍，贸易额再破新高，大使级会谈也成为了经常进行的沟通行为。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也越来越明显，逐渐从革命狂热向功利主义进行着转变。
这个转变主要有几个原因，在国内，文革的高潮已经过去，世界革命的狂热也就相应地降温；在国际上，六十年代不顾一切地输出革命不但没有实现推动世界革命的战略目标，反而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空前孤立，国际影响大大地减弱，即使从推动“世界革命”本身来看也不是有效的策略。
而与苏联关系的恶化，战争威胁已经超过了美国，也使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中国是不可能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以及他们各自所属的阵营的。必须将同时反对美苏和一切反动派即所谓全面出击转为重点反对苏联。
同样，美国对北越的轰炸突然升级，也使中国人意识到了情势的不利。轰炸越猛烈，越共对苏联高级武器的需求越大，在军事援助上，中国也将越来越处于边缘，以至最后会失去越共这个盟友。胡志明走了，维系中越友好的一条重要钮带已经断裂，在与苏联的军援竞争中，中国越来越不占优势。而苏联拉拢邻近国家对中国进行围堵封锁孤立的意图越来越明显，突破外交困局的问题，便进入了中国领导人的视线，并且越来越加以重视。
但长期的敌对要想和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谁的步伐也不敢迈得太大，以便遭受挫折时还留有回旋的余地。所以，开始进行的主要还是一些旁敲侧击的暗示和迂回表示，并且努力营造出一种友好的气氛。
中国的策略是先从外围入手，然后再顺理成章地进入核心。七十年代初期，令世人感到震惊，并且令国际左派进行抨击的大事件接连发生了。中国正在和一些过去被认为是“国际反动派”的政权建立起密切的关系。
扎伊尔的大独裁者蒙博托曾经长期和中共支持的游击队作战，不但被称为是“非洲的蒋介石”，而且在六十年代国际题材的样板戏《赤道战鼓》中被描绘成十恶不赦的大恶棍。
但现在，这个大坏蛋，大恶棍他却被视为中共在非洲对抗苏联的中坚，在七十年代初期两次访华，和毛泽东相谈甚欢，建立起了异乎寻常的个人友谊。中国方面不但批准给予他大量援助，甚至在会见中和他商谈如何对付反政府游击队，即中共过去的同志。
在拉美，中共原来和智利社会主义政党领袖阿连德的政府关系密切并建交，周恩来还多次向阿连德政府提供如何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意见。但在阿连德被皮诺切特领导的右派军人用暴力推翻，这起事件和印尼右派军人一九六五年政变并列，是两起国际左派至今念念不忘的冷战时期国际右派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罪行。
当时全世界左派力量同声谴责，苏联东欧集团和其他一些国家和智利断交，和智利有外交关系的八十个国家中只有三十八个表示承认军政府。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智利军政府很快照会北京并召见中国大使，表示愿与中共保持关系。
中共为此召开紧急会议，衡量得失（主要是不愿给台湾以可乘之机）之后作出了“冷而不断”的决定。于是，在全世界同声谴责智利军人的政变和随后的镇压浪潮中，中共却默不作声。
与此同时，为了缓和与各国的外交关系，消除之前的不愉快。中共作出决定，不允许援外人员把无政府主义带到国外，更不允许他们在国外造反。理由和文革并无关系，而是说这些人“搞大国沙文主义，欺负驻在国”。
不管是什么借口，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中国输出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这意味着左翼威胁的缓解，以及左翼政治力量的退潮。但中国担忧的是与美国和解，会使原来的“反帝领袖”形象受到损害。也就是说，中国既想与美国和解，又想向全世界显示美国人有求于他们，找上门来，自己则代表世界反帝力量和美国对谈。
南洋联邦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桥梁，使双方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的作用。中国终于就邀请黄历访问做出了决定。时隔三十多年，黄历重返中国大陆的计划终于提到了日时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