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剧变中，有人感叹，有人惋惜，有人高兴，有人能从中取得经验，有人能从中吸取教训。
“……政府要有忧患意识，切不可被表面的成绩所迷惑，或者沾沾自喜，或者故步自封，丧失进取心。发现问题要及时处理，切不可等到积重难返时才徒呼奈何。对于民生，要始终如一地加以重视，这样才能使人民对政府有认同感，对国家有归属感……”
当钟可萍看到黄历写来的参考资料后，沉思良久，观点并不新鲜，字迹嘛，也没多大改进，但她还是珍而重之地将其仔细阅读，从中体味着黄历辛苦工作的深情厚谊。然后珍而重之地将其收好，笑着自言自语道：“这字呀，还是那个丑样子，呵呵，不过，写得还将就。”
她从黄历手中接过领导权，真正开始领导国家和民族继续向前迈进发展时，与她作为特别国务卿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她能更深入地了解黄历的辛苦和睿智，更全面地领会到国家各项政策背后的含意，也就更感激黄历在这之前为她铺好的道路。
虽然在发展策略上也要进行一些调整，但南洋联邦协调发展的基础已经打好，奥运会后，原来工业发展所面临的道路、港口、机场、通讯、电力等方面的短缺和瓶颈现象，由于基础建设投资的大幅提高，而得到极大的改善，并使经济发展在奥运会后的三年里持续快速增长。
但正如黄历所说的，没有什么经济政策是普世存在的，是可以永远不变的。经济发展策略要适应变化的环境，就必须适时调整，保持活力。钟可萍现在面临的任务是以稳定经济为主要目标，控制通货膨胀，继续创造社会公平，创造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体制，并缩小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促进市场经济的作用和积极的创造精神，提高产品竞争力，并逐渐向民众参与和创造主导的经济过渡。
等到下一个五年计划，南洋联邦就可能会在金融自由化和财政、税务改革上迈出更大的步伐，创造更好的经济环境。当然，这取决于她第一个任期内经济所发展的程度，以及国家那时候的状况。
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表面上看象是这样，经济政策必须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比如国际环境、通货膨胀、消费需求等等。要想持续稳定发展，就必须进行经常性的改革，使经济发展能对各种变化的因素作出积极的反应。
不妄自菲薄，也不狂妄自大，南洋联邦的经济飞速发展，但依旧将自己定位于新兴工业国家。对内而言，这对激发民众的进取精神是有利的；对外，则会减少某些国家对于南洋联邦崛起的警惕和防范，也能在某种程度下降低了亚共体贫困国家的自卑感。
钟可萍推开窗户，微皱眉头望着大广场的方向，那里正在游行示威，就是那些受到文革影响的学生。好在电视、报纸等媒体上的警示性文章起了作用，这些游行示威者没有制造出什么动乱。钟可萍所想象中的冲进书店烧书、砸塑像、冲击学校管理机构和国家管理机关的行为没有出现，这让她稍微长出了一口气。
敲门声响了起来，秘书推门进来，说道：“总统先生，人员都到了小会议室，您是否现在就去？”
“好的，我马上就去。”钟可萍答应着，收拾了下桌上的文件，起身向外走去。
钟可萍非常担心文革在南洋联邦青年，特别是学生中的影响。不可否认，文革的乌托邦色彩和青年学生的“先锋”作用对年轻人很有吸引力，再加上华裔的种族关系，使其可能具有更大的影响。她想拟定法令，禁止三十岁以下的南洋联邦公民到中国去访问，以防这些头脑简单的青年被召募为“颠覆分子”。
但黄历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中国现在基本处于封闭状态，去中国访问是不太现实的事情，政府出台这样的法令，可能会适得其反，更加激起青年们的逆反心理。而且，如果能让这些青年亲身观察现实的中国而不是被动接受宣传中的中国，文革就不会有吸引力，也就是说，要让青年人放弃对毛式革命的浪漫幻想，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去中国，退而求其次，也要让他们了解中国真正的文革是什么样的。
要实现这样的目的，可以采取一个变通的办法，那就是组织青年学生去新几亚岛，与南洋联邦吸纳的逃港者接触，从他们的口中得到真实的信息，让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不是畏狼如虎般地下什么禁令。
这个大胆而独特的想法让钟可萍很受启发，她也想起了年轻的时候，父母苦口婆心地劝，自己不还是象个倔驴似的毅然登上轮船，到祖国去抵抗日本鬼子的侵略。年轻人嘛，总有自己的理想，而这理想是好是坏，是现实的，还是不切实际的，还是让他们自己去体会更好一些。
而且，就目前来看，游行示威的学生还不占多数，行为也还算遵纪守法，此时出台刺激性的政策确实不太适宜。钟可萍和智囊们经过了再次商议后，决定采取多种方法来消除文革带来的不利影响。与逃港者接触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方法便是在校园内展开辩论，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而不是停留在表面上的口号，如果将学生们走上街头制造动乱的冲动消弥在口舌之争中，岂不是更好。况且，真理越辩越明，这可不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