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不断升级的情况下，肯尼迪总统在演说中号召美国人不仅应该追求军事实力，也应努力维护和平局势。这是一种在不同利益间求得均衡的理念，是要以积极谈判的姿态调和这种恐惧情绪的方法。既承认保持强大军事力量的必要性，又认识到如要有效解决问题不必动辄就赤膊上阵，这正是肯尼迪政府的智慧所在。
在很多美国政要争先恐后地向公众表明自己的强硬立场，好象在比拼谁才是最强硬的，甚至他们认为只有走黩武路线才能展现自己的强势时，肯尼迪却反映了一种特立独行的世界观。黄历对此很赞赏，但却不明白这样一个聪明人怎么会犯下猪湾事件这样令人惊骇的错误。
看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要对挥舞武力大棒的诱惑加以抗拒，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在美国的公众舆论中，肯尼迪始终被看作是一个弱势的总统，或许也是为了他的名声，才会急于找个地方表现一下吧？但这个地方不应该是古巴，而应该是越南。等到肯尼迪明白这一点时，嗯，还不算是太晚。
总统这个职位，和许多法国的餐馆一样，各有各的风味。肯尼迪的形象就是一种混合物，其中有杰奎琳·肯尼迪那山茶花般的美丽，有三岁的卡罗琳的那么可爱，有总统发表演说时那种滔滔不绝的口才，有司法部长办公桌上的橄榄球，以及新的理想主义。
前届政府的那些华而不实的话——“花一元钱收两元效果”，“循环不已的再调整”，“痛苦的重新估价”等等——再也听不到了。相反，全国都认识到，很快就会有一种生气勃勃的行动方针。
新总统肯尼迪精力充沛。他常常一边在走廊踱步，一边迅速口授文稿，站着看文件，冲出屋去轻快地走一会儿步．接着又几乎象冲刺一般快步走回，一边还不停他用手指噼噼啪啪打榧子玩。危姆期·赖斯顿在谈到他早期典型的一天时写道：“今天他什么都干了，只差没有爬上华盛顿纪念塔。”
肯尼迪在就职典礼的检阅式中注意到海岸警卫队士官生中没有黑人，当场就派人进行正式调查；他主持了内阁的宣誓就职仪式后，发出第一号行政命令，把四百万贫困的美国人的免费食品增加一倍。随后两个月里，肯尼迪一共作出了十七项指示，提出了三十二件政府咨文和立法建议（艾森基成尔在他任职的头两个月内只发了五件），同时发表了十二次演说，颁布了二十二件行政命令和公告，给外国元首送出了二十八封函件，举行了七次记者招待会。
华盛顿一位爱讲俏皮话的人这样说：新总统似乎不仅决心要做自己的国务卿，而且还要当自己的罗斯福夫人呢。肯尼迪似乎认为任何细节都不是小事。在早期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胸有成竹地回答了关于美国从古巴进口一千二百万美元糖蜜的建议；而这件事只是四天前在一份有关部门的报告的末尾部分才第一次提到；他注意到陆军特种部队取消了绿色贝雷帽，使命令恢复；他同将军们讨论东南亚战略时，还试了试要运住越南的卡宾枪。
杜鲁门喜欢将军，艾森豪威尔喜欢企业巨头，肯尼迪则喜欢学士。在他的顾问中，以国务卿为首，有十五位罗兹奖学金获得者，四位历史学家。国防部长、国内收入署署长、文官委员会主席，以及驻印度、日本和南期拉夫的大使，都曾在大学里教过书。总统的黄金问题专家也是一位教授。而总统的军事顾问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则是来自林肯表演艺术中心的。同时，白宫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一位文化顾问。
恢复特种部队的绿贝雷帽，表明肯尼迪事事都要出人头地，肯尼迪班子的成员“给人一种美国式人才主义的感觉，令人振奋。”——人才主义在当时还不是一句骂人的话——“人们感到，全国各地最优秀的人才已经集中起来了，要在一种新的美国民族主义精神中实现这一理想，并给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历史作用增积一种新的、坚强有力的主动精神。”这方面的例子很多，特别是许多著名学者的纷纷受聘。
然而，就是肯尼迪身边聚集的这些“出类拔萃之辈”却使新政府摔了个大跟斗，当然，责任绝不能完全由他们来承担，因为他们不过是执行了上届政府订出的计划而已。但是，事先他们应该对计划考虑得周到一些，可他们没有这样做，这就表明，即便最聪明的政治家也多么容易犯错误。他们的错误就在于混淆了想象与现实。
当美国历史上—次最荒唐的冒险，那便是以古巴的猪湾为名的事件发生后，肯尼迪政府才发现犯了错误，他在回顾新政府最初几星期情况时若有所思地说，“那时，因为总是听说人们怎样刻苦工作，我们还以为正一步步走向胜利呢！”
一位看起来是这么符合时代精神的总统居然会同意一项明摆着非失败不可的计划，一个对当前情况这么缺少了解的计划，真是令人吃惊。肯尼迪自己后来竞也问特德·索伦森，“我当时怎么会这样轻率的呢？我一生从来不迷信专家。我怎么会这样愚蠢，竞让他们放手去干呢？”肯尼迪悔恨不已，一次再次难以相信地提到猪湾事件，简直不能理解一个有理性的．负责任的政府怎么竟会卷入这样一种注定倒霉的冒险勾当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