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到了。
太液池开始结冻。
内务府向管理皇家园林的下属机构奉宸苑传达了一条懿旨：
瀛台周边河面，现已冻冰。著奉宸苑即刻派人打开一丈余尺，务见亮水，不准冻上。
便是溜冰高手，想见光绪，也就此成为泡影。
很快，一道奇怪的上谕明发中外，要求内外臣工保荐精通医理之人，为光绪看病。
刚被软禁就病倒了，政治信号再明显不过。
舆论迅速发酵，以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特意发电问驻华公使林权助：“上海传言，清国皇帝已被谋杀。立即查明并电告此事是否确实。”
总理衙门当然否认光绪的死讯。问题是专制国天天辟谣，到头来鬼都不信。
坊间传言愈演愈烈，说脉案和药方都伪造好了，驾崩的消息就在这两天。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甚至联合一千多人，公开通电西太后，要求皇上“力疾临御”，结果遭到跨省追捕。
慈禧想必非常后悔，为了把“圣躬不豫”的戏做足，公开征求名医，结果法国大使馆推荐的医生诊断下来发现不过是慢性肾炎——谎言不攻自破。
慈禧锲而不舍，继续埋头铺路。
先放出风声，说光绪之所以病成这样，盖因服用了康有为进献的“红丸”（春药）。再派荣禄私下去找李鸿章，让他探探洋人的口风。
光绪的年号已叫了二十多年，岂能说废就废？李鸿章明确反对，警告荣禄说：“这是何等大事，试问你有几颗头颅，敢于尝试？若果行之，危险万状。各国驻京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无端动天下之兵，为害不可胜言！”
荣禄不死心，还是想听听洋人的意见，李鸿章便找了个机会委婉地试探英国公使。
对方的回应斩钉截铁：“他国固然没有干预（中国内政）之权，然遇有交涉事宜，英国认定光绪二字，其他一概不知。”
之所以后来押上棺材本也要跟十一国同时宣战，梁子就是这么结下的。
按理说西太后最恨的是康有为，但她连康南海的面都没见过，这种恨很抽象，也很无力。
对光绪则不同。看着长大，翅膀硬了，想谋害自己——这种卧榻之侧的危险，必欲除之而后快。
于是，慈禧开始频繁召见宗室近支中“溥”字辈的幼童，并五天一次向各省督抚通报光绪的病情，搞得皇帝就快挂了似的。
这等于是逼封疆大吏站队了。
迟迟不表态，必然得罪慈禧；积极表态，又违背人臣之道，会引起舆论的抨击，有损政声。僵持不下间，两江总督刘坤一（1830—1902）挺身而出，高声道：“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公开反对废君。
谏疏原本是和张之洞联衔上奏的，结果信使刚走，张大人就了，命人追回奏折，删去自己的名字。
刘坤一得知后笑道：“香涛（张之洞）小事勇，大事怯，姑留其身，以待后图。吾老朽，何惧？”
面对内外交口反对的局面，复仇女神慈禧望而却步了。
荣禄出了个主意：既然“破”的难度这么大，可以想办法先“立”嘛。
然而，“建储”不符合清朝“不立太子”的祖训。荣禄这一损招不仅引狼入室，把自己置于边缘化的境地，更为即将到来的全民狂欢埋下了伏笔。
慈禧挑中的皇储人选是自己弟弟桂祥的外孙溥儁（jùn）。
溥儁年幼，具体张罗的是其父端亲王载漪（1856－1922）。
在为数不多的几场戏里，载漪都是以大反派的面目出现的。时而同奕劻恭请慈禧出山训政，时而跟刚毅、徐桐聚在一起咒骂新政，可谓反动派的杰出代表。
眼看就要从“慈禧侄女的老公”变成“皇上他亲爹”，载漪行动起来。
问题是再行动胳膊也拧不过大腿。立储的上谕发布后，西方公使不仅不入宫庆贺，还纷纷照会总理衙门，警告说如果光绪被废，后果将非常严重。
但对徐桐、刚毅等人而言，不扳倒光绪后果更严重。毕竟皇帝春秋鼎盛，等熬死了慈禧重操权柄，这帮守旧派一个都跑不掉。
偏偏时局给了“端王党”（载漪、徐桐、刚毅和庄亲王载勋）一个不要脸的机会——民间排外势力发展壮大，山东闹起了义和拳。
暴戾的黄河横穿而过，使得山东全境都饱受洪涝之苦。自然灾害连同列强在这一地区的扩张，让本就民风彪悍的山东盗匪横行。
曹州教案表面上看不过是两个大刀会的成员跑到教堂里砍死神父偷走钱的随机事件，而隐藏其后的深层矛盾却是延绵几十年的教民冲突。
把义和拳出现之前民众的反教史扣上“盲目排外”的帽子是不客观的。
农民的选择始终符合其利益逻辑，最初入教的那拨人显然不是因为梦到了耶和华，而是为了寻求政治特权。
曹州教案爆发后，特权在清政府的一纸脑残文件下进一步得到强化。
为了把教案消弭于地方，不再上升为外交事件，朝廷规定：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中，总主教和主教相当于省部级，大神父相当于司局级，神父相当于县处级。
有了体制内的身份，传教士随时可以面见同级的地方官，遇有教案，还能干预司法。而鸡犬升天的教民只要拿着主教的名片，也能毫无压力地求见县官甚至知府，愈发猖狂。
比如：
我有三亩地跟奉教的挨着，他不让从地里过，除非给点什么东西。逼得没办法，不卖不行，我就把地卖给了他。那年这里的地价是一亩120吊，可咱只得算80吊一亩……
再比如：
咱县英庄的穷人刮地碱烧盐土。当时官家禁止私自烤盐，县上发现了便捉了几个关进县衙里。后来神甫把他们救了出来，从此英庄便可以合法烧盐了，只要奉教就准。所以英庄的人几乎都入了教。
奇葩周汉
教会对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冲击还体现在迎神赛会上。
迎神赛会在当时乡下是社会生活中的大事，具有祈福、娱乐、商贸和集会等多种功能，举办一场需要大笔开支，通常由村民凑份子。
洋教传入后，教民们以“教义不合”为由，拒绝缴纳此费，并得到了教会的支持。
若仅限于此，乡民也认了，权当尊重信仰自由。问题是个把猥琐的教民，不但不缴份钱，还照看迎神赛会不误，这就人神共愤了。
再加上诉讼等各方面的特权，教民与平民的恩怨日积月累，最后发展到你要是一开水果店的教民，都没人去买你的水果。
由此可见，当乡民们手持农具和火把冲向教堂之时，所针对的既不是基督教本身，也不是传教士，而是那些传统社会的“逆子”，那些借教民的身份在原本自洽的乡村规则中制造不公者。
当越来越多的乡民受教民之害而反教，寻求官府庇佑未果，最终也选择入教后，矛盾开始升级，谣言逐渐四起。
最经典的传言莫过于“教堂迷拐华童，割眼剖心制药”，让曾国藩晚节不保的天津教案即发轫于此。
明摆着无稽之谈，却大有人信，只能解释为政治体制迟迟不改革，直接拉低了人群的平均智商。
事实上，所谓文化冲突云云，背后的实质都是利益纠葛。左派视而不见，无限上纲上线，煽动民族主义，打着启蒙的旗号蒙人，连号称“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都传“剜眼挖心”之谣，结果摇出一个奇葩——周汉。
作为山西候补道，周汉蹭蹬到四十岁也没捞到什么实职，便于1884年返回老家长沙。
时值洋人来湘传教者日益增多，周汉颇有儒学岌岌可危之感，遂夜以继日地撰写反教文章。截至1898年，已刊布以《鬼教该死》为代表的30余种非法出版物，名震寰宇。
虽说这批反教书籍里充斥着“教士窃取婴儿脑髓”的陈词滥调，但由于天朝人口基数大，排外愤青们的绝对数量不容忽视，周汉还是一跃成为年度话题人物。
但对时局来说，周汉的谩骂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挑起事端，使长江流域的教案数激增。一时间，在华传教士人心惶惶。
各国驻汉口领事联名向湖广总督张之洞抗议。
张之洞也很为难。周汉不事生产，专心反教，坚信自己搞的是万世不朽的事业，信誓旦旦地说“誓以七尺之躯，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及我大清列祖列宗皇太后皇上之德”，早就做好了杀身成仁的思想准备。
这种颇有群众基础（主要在士绅阶层）的人你还杀不得，弄不好就会酿出民变。
总理衙门遭受了空前的外交压力，强令张之洞处理周汉一案，不得拖延。
李鸿章支了个招：调查周汉的劣迹，比如经济问题。如此则既不触碰民意，又能给洋人一个交代。
但出乎张之洞的意料，周汉似乎是特殊材料构成的，竟然半毛钱问题都没有！
不过没关系，在比《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还荒诞的神奇国度里，一切皆有可能。
周汉被精神病了。
湖广方面请旨革去其候补道的官职，交地方官严加看管。
洋人勉强表示同意。
但清政府一向对“右”严防死守，而对“左”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周汉并没有受到严格的管束，在曹州教案爆发时又跳了出来，四处张贴文告，号召湖南人一起驱逐洋人，烧毁“耶稣猪精”，严防“妖灰复燃，妖根再发”。
张之洞深感“办无从办，放不能放”的周汉是块无比烫手的山芋，因为其理论基础坚不可摧。
周汉认为，大清没有定鼎中国之前，明朝臣子不得叛明而向清廷称臣。现在大清虽受各国欺辱，但毕竟未灭，而有的人却等不及要叛变，要投靠他国了，这是放到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罪不容诛的。
然后他祭出官方意识形态“忠孝”，说忠臣孝子是万世万国都尊崇的。此法不定，纵使国力再强，又何以自守自立？
由是观之，统治阶级已无法自圆其说，周汉只能被精神病。
然而，人心是最微妙的东西，当你察觉到它的力量时，转变已经悄然发生。仅1899年，山东就发生了六百多起教案，四百多教民丧生。混乱中，民间帮派大刀会声名鹊起，威震武林。
大刀会以一套铁布衫法为看家招式，行走江湖，端的是谁人不知，谁人不晓。习此功者，当诵咒焚符，冲入水中跪饮，三日即能抵御刀砍，久之便是火器亦无所惧。
以除暴安良为己任的大刀会不知疲倦地捉拿盗贼，在乡民间树立了崇高的威信，很快便在曹州一带发展到十多万人。
义和拳的前世今生
作为民间神秘文化的大合集，义和拳后来居上，在德州府平原县一带打游击，掌门叫朱红灯。
朱红灯原名朱占鳌，他冒充明朝皇室后裔是别有所图，而非后来宣称的“扶清灭洋”。
他身穿红裤，头戴大红风帽，以二郎神杨戬为偶像，称其“太老师”。
拳师有和尚，有道士，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平日互相以“师兄”称呼，喊朱红灯为“大师兄”。
一天，大师兄神秘地告诉列位师兄：“明年是‘劫年’，玉皇大帝将命诸神下凡。”
至于下来做什么，大师兄没说，估计是还没想好造反纲领。
义和拳的吃饭家伙是同铁布衫齐名的金钟罩，俗称“刀枪不入”，颇有跟大刀会分庭抗礼之势。
客观来讲，个别早期首领如二师兄心诚和尚等，确实有些硬气功。常年浸泡药水、运气吐纳，虽没有少林寺扫地僧那么玄乎，但胸口碎个大石还是易如反掌的。
后来会员日众，连女人都成了拳师（红灯照），各种怪力乱神便纷至沓来。
有吞符念咒号称孙悟空附体的，有神志迷乱口吐白沫的，还有像刘谦那样变魔术的。
最轰动的一次演出在山海关举办，当时路人纷传“此系真正神团”，看来之前没少遭遇假的。
表演开始时，拳民袒腹站成一排。百步之外，洋枪装药填子，对准射击。
于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到来了！
子弹及身，不仅安然无恙，还被拳民接在手里示众。
就在主持人又要故作惊叹时，一在场高人揭穿了把戏。
原来，开枪者先将白面搓成一小团，滚以铁沙。射击时，面丸化为青烟，表演者则将手中预先藏好的真子弹快速亮出，迷惑观众。
如此拙劣的骗术之所以能流行村野，皆因其走了一条顺应民心的道路——反教。
山东教民，横行乡里，鱼肉良民，乃至挟制地方官，已成为社会公害。
遇有教民生事，官员每每息事宁人，平民往往饮恨吞声，只有义和拳的大侠时不时拔刀相助一把，逐渐成为“哥谭市里的蝙蝠侠”。
曹州教案发生时，山东巡抚李秉衡已接到调令，升任四川总督。结果还没来得及走就出事了，不由让人感慨天道循环，因果不昧——李抚台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实在天怒人怨。
李秉衡迅速缉拿凶手，向德使请罪。可德国已经决定借机蚕食山东，德商都开始酿造青岛啤酒了，赔罪没有任何用处。
清廷被迫将李秉衡革职。德国勒索了一笔赔款，并取得在山东开矿修路的权利。
继任者毓贤堪称加强版刚毅，在当时是蜚声海外的大清酷吏。
谴责小说《老残游记》塑造了一类清廉到清贫的地步，却自以为是草菅人命的昏官，毓贤即为个中翘楚。
毓屠夫当曹州知府时以捕盗为名，不分良莠，三个月杀了一千五百人，染红了自己的顶戴，累迁至山东按察使。
以毓臬台宁可错杀一千的魄力，办案效率自是一日千里。更难能可贵的是，在繁忙的政务之余，毓贤还积极致力于发明创造，在满清十大酷刑的基础上研发出“站木笼”这一惨绝人寰全球领先的尖端科技。
木笼内壁布满铁钉，将人吊于其中，在脚下垫几块砖，似踏非踏。笼内之人，稍有动弹，身体就会被刺得千疮百孔；而当你踩到砖时，对不起，还是要减血，衙役马上会抽去一块。一直将其人折磨到油尽灯枯、遍体鳞伤，方才惨死。
对大刀会与义和拳的不法行径，毓贤一直卖力弹压，还处死了滥杀教民的朱红灯。但当他接任山东巡抚后，情况起了变化。
首先，义和拳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远远超出了毓贤的砍人速度；
其次，在处理层出不穷的教案时，毓贤发现教民目无王法、仗势欺官，再不打压估计都敢冲到巡抚衙门里送自己见上帝；
最后，也是他最受不了的——作为一个打小仇洋排外的极端保守派，不得不忍受德国的步步紧逼。
一怒之下，毓贤告诉底下的府县官员，从此把教民的控告当成废纸，置之不理。
回过头来再看拳民，发现这帮仗义的山东大汉才是最可爱的人。
猛然醒悟的毓贤决定改剿为抚，将义和拳改组为义和团，并颁发“毓”字大旗，以示招安。
拳民深受鼓舞，杀起“二毛子”（教民）来精神倍加抖擞，个把手滑的顺带就把传教士给杀了，教堂也烧了。
当然，除了引起洋人的恐慌和抗议之外，毫无意义。
总理衙门不敢怠慢，奏请慈禧将毓贤“开缺”。
事实上，对毓贤在山东施行的“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的政策，慈禧极为嘉许。如今受洋人胁迫去职，进京觐见，她亲书“福”字赏赐，并将之调任山西巡抚。
当然你会问，慈禧怎么也从惧洋改为打洋了？
都是让端王党煽惑的。本来就对洋人庇护康梁，收留孙文，还反对她废君立储恨得咬牙切齿，载漪为了当皇上他爸又来火上浇油，收集了一些《字林西报》（上海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上鼓吹太后退休、还政光绪的言论，彻底激怒了慈禧。
如果说怕洋人是一种理性，恨洋人是一种感性，则视权力为生命的慈禧，旧恨新仇一齐涌上心头，登时丧失了理智。
铁腕治鲁
闹剧在李鸿章被慈禧派去广州当两广总督后拉开序幕。
辞行时有一段令人回味的对话。
慈禧：“李鸿章，有人弹劾你，说你是康党。”
李鸿章：“臣确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知道（先站对队），但六部的确当废。如果坚持旧的制度能够富强，中国早就强大了，何必等到今天？因此，如果主张变法即被指为康党，那臣实无可逃。”
慈禧默然不语。
被端王党“绑架”的她，日思夜想的是如何解除洋人的威胁。具体到眼前，就是那帮经常对她指手画脚的列强驻华公使。
在仇洋排洋上，顶层的慈禧同底层的义和团微妙地结合到了一起。在毓贤的鼎力推荐下，觉得民气可用的她开始酝酿一场人民战争。
独裁者最擅长的本领便是借助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古今皆然。
赴任山西后，毓贤再接再厉，三天两头唆使义和团屠杀传教士，还扭曲地认为：你不是喜欢借教案找茬吗？我索性玩把大的——制造一起震惊中外的惨案。
对山西全境的传教士，毓贤谎称兵力不足，无法下到各县，故决定集中到省城，统一保护。
教士们信以为真，赶集似的来到太原，却在巡抚衙门的辕门前悉数被杀，毓大人还亲自手刃了一个质问他的白胡子老主教，相当威武。
在毓贤的部署下，山西全省杀害传教士近200人、中国教民及其家属1万多人，成为当之无愧的绞肉机。
替毓贤收拾烂摊子的是袁世凯。
之前，他带着武卫右军移防德州，监视刚刚占领了胶州湾的德军。
这真是一纸及时的调令。如果继续在天津窝着，等庚子事变时，估计就跟聂士成一样为国捐躯了。
离津前，由徐世昌、王士珍等近五十人组成的写作班子刚刚完成了两本合计四十万字的巨著：《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和《训练操法详细图说》。
由于是上达天听的“奉旨著书”，袁世凯格外重视，同幕僚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终于完成了这两部西法练兵的扛鼎之作，既总结了几年下来的练兵经验，也奠定了近代中国陆军的军事理论基础。
慈禧览后，慈颜大悦，又念及袁世凯在戊戌政变时的效忠，颇为感动，便决定给他压压担子。
于是，袁世凯顺理成章地荣膺封疆，担任山东巡抚。
这一年，他四十岁。
尽管接手的是一块荆棘丛生的是非之地，但有危才有机，才有放手一搏的舞台。
在大头看来，毓贤纯属二到不可理喻。
不是所有的大鼻子都一个鼻孔出气，洋人间的利益冲突其实远大于同清廷的矛盾。
结果毓贤逮住蓝眼睛就砍，为了提高效率还诱骗到一处聚歼，直接把洋人从各怀鬼胎逼成了同仇敌忾。
招抚、利用义和团更是笑话。义和团除了杀洋人，主要爱好还是打砸抢。集体无意识一旦从潘多拉魔盒中放出，神也控制不住狂欢的走向。
袁世凯透过乱象看本质，一上任就抛出个直指根源的问题：积怨从何而生，公愤因何而起？
可能你会说：“这还用问？教民欺负良民呗！”
袁抚台说：“错！这只是表象！真正的原因是，摊上这么庸懦的父母官，再善良的教民也暴走了。”
精确的结论得益于科学的调研。
当袁世凯要密查某事或某官时，总是先派一人下去，再派另一人去同一地点查同一目标。两人都对他直接负责，彼此不知有对方的存在。
若所查结果互不相同，就再派两人分头去查，以资对照。对查报属实的给予奖励，隐瞒谎报的施以严惩。
后来，袁世凯经常将此心得同下属分享：
做长官最要紧的是洞悉下情，只有这样，才能举措适当。如果受着下边的蒙蔽，那就成了瞎子，哪有不做错事的？
在精密的情报系统的协助下，大头发现，山东的官员不是视洋如仇就是畏洋如虎，而这两种情绪都不利于明镜高悬地办理教案。
更有甚者，因为顾惜自己的乌纱帽，且耐不得繁琐，一遇教案，不分青红皂白，责罚良民，苟且偷安。长此以往，教民愈发气焰嚣张，良民日益怒不可遏，愤懑迟早会决堤。
找准了病根，袁世凯对症下药，要求地方官必须学习掌握国际公法，遇事同洋人据理力争。
并且，以法律为准绳，在讲求是非曲直的基础上断案，使各方心服口服。
袁世凯以身作则，在处理肥城县英国传教士被杀一案时展示了什么叫不卑不亢、有理有据。
主犯斩立决，同犯绞监候，肥城知县因纵容包庇被革职。
前来交涉的英使并不满足，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凶犯从重治罪；泰安知府免职，永不叙用；清政府出资在肥城修建教堂。
袁世凯坚持己见，以事先颁布的约章针锋相对。英使什么便宜也没占到，悻悻而归。
秉公执法是治本之策，而当务之急却是遍地拳乱。
在徐桐等人“你有你的格林炮，我有我的红灯照”的叫嚣下，朝廷对义和团的政策是明剿暗抚——表面上做个样子给洋人看，暗地里却姑息甚至帮助其坐大。
但在以打击民间伪科学为己任的袁世凯看来，对付义和团不能心慈手软，要么就地解散，要么引颈就戮。
即使如此，对于以几何级数膨胀的义和团而言，还是显得过于温柔。
行走的灾难
绝大多数人都会迷失方向，否则通往真理的路上将人满为患。
徐世昌的一封信指点迷津，改写了袁世凯的前程：
今以中国无兵、无械、无饷，徒恃奸民邪教，手持大刀，杀洋人，焚教堂，口念邪咒，不用枪弹，大刀一挥，洋人倒地，有此理乎？洋人又岂肯坐视其同类任团匪残杀而不问，能不联合军队，以陷中国？
慰庭不可遵行乱命，而当逐团匪于山东之外。将来外兵涌至，北京沦陷，皇太后、皇上出走，或有不幸，公以反对义和团之故，犹可尽再造乾坤之忠心。若随波逐流，则非但一身功名消灭，且恐不能保其身家。
徐世昌精准地预测了未来，把袁世凯惊出一身冷汗。再三细思后，终于下定决心：全面镇压。
武卫右军四面出击，部将张勋一日之内杀了五百拳民，受到大头重奖。
当然，袁世凯之所以敢跟当权者对着干，也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李鸿章、张之洞和刘坤一等南方督抚全部旗帜鲜明地反对义和团。相比之下，大头已然圆滑许多，玩儿的是明抚暗剿的把戏，一直杀到载漪等人质问下来，方才解释说剿的都是盗贼冒充的“假义和团”，而非真正爱国反教的拳民。
虽说老外把义和团叫“boxers”（拳师），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愤怒的公牛，但面对装备精良的武卫右军，“拳师”们不堪一击，纷纷流窜到了直隶。
于是轮到直隶总督裕禄崩溃了。
裕禄接的是荣禄的班，头脑还算正常，跟袁世凯约好南北夹击义和团。
结果朝廷风向骤变，裕禄眼睁睁看着调任军机大臣的荣禄因反对招用义和团而被慈禧冷落，信奉“飓风过岗，伏草唯存”的他只好跟着装糊涂。
拳民们欣喜地发现，离开山东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立马便砍死了武卫中军的一个副将（从二品），一路拆电线、毁铁路，意气风发地进京串联。
途中只遭到聂士成的武卫前军的猛烈反击，其余时段基本一路顺风，有说有笑，还顺便散布诸如“光绪爷奉教”“袁世凯造反”之类的谣言，简直就是行走的灾难。
与此同时，另一支万余人的义和团入侵保定，把在此督建卢汉铁路（卢沟桥至汉口）的外国工程师及家属杀了个尸横遍野。
终于，京师门户涿州也失守。知府龚荫培守城无力、弃城不敢、殉城不甘，只好向前辈叶名琛学习，绝食抗议。
和战必须决定，剿抚不可再拖。
裕禄可以装瞎子阿炳，刚毅可以天天咒骂洋人，即将出掌总理衙门的载漪（奕劻也得靠边站）可以将外交政策浓缩成一个字“滚”，甚至军机处都可以改组为“反帝联盟”，慈禧却必须对全盘负责。
心里没底的她派出了军机大臣赵舒翘。
赵舒翘进士出身，从知府、道台、巡抚一路干到刑部尚书，脑子非常清醒。慈禧让他去涿州，名为宣抚，实为考察，看看义和团的实力到底如何。
赵大人见到癫狂的拳民后，劝其首领自行解散。对方不同意，还要求撤聂士成的职。
正胶着间，刚毅到了。
刚毅担心赵舒翘不开窍，违背自己的意愿，故尾随而来。见到拳民的刚大人就像见到失散多年的亲人一般，好言宽慰，并承诺参劾聂士成。
回禀时，刚毅力言拳民忠贞，神术可用。
赵舒翘原本就是刚毅一手提拔起来的，便不再多嘴。
不久，载勋被任命为九门提督（北京最高军事大官），端王党开始高唱《北京欢迎你》。
情势危急，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两千联军从天津出发，前往北京保卫使馆。
裕禄闻讯，赶紧派武卫前军围堵。
这支由聂士成指挥的精锐部队配有重机枪，急行军至天津西郊，恰好遭遇败退的联军。
正激烈交火，义和团追杀而来。
聂士成看到拳民从来都是杀无赦，此番两害相权取其轻，直接把这帮狂热而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刀队调上前线冲锋。
肉盾消耗了联军所剩无几的弹药，加之西摩尔长于海战，怯于陆战，一时间死伤无计，陷入重围，苦守待援。
我的团长我的团
1900年6月10日，哼着“我家大门常打开”的老北京一起床便发现大街上、胡同里，一夜之间冒出许多手持大刀长矛、身穿红色肚兜的童子。他们以大红粗布包头，装束比起红卫兵来更具民族风。
此后每天都有蝗虫般的拳民蜂拥而入，到处设立神坛，供奉唐僧、猪八戒、姜太公、梨山老母、九天玄女乃至年羹尧……
这件事情教育我们：要想发动群众，必须深入了解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事物。
终于见到传说中的义和团了，市民们口耳相传，揭开了其神秘的面纱。
男性拳民分坎字拳、乾字拳、坤字拳和震字拳四派，后两派因人数少、影响小，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
坎字拳和乾字拳的主要区别在于发源地不同，修习法门则别无二致。
传习时，伏地焚符诵咒，牙齿紧紧合住，以鼻子呼吸。须臾，口吐白沫，呼喊说“神降了”。于是一跃而起，拧眉瞪眼，操刀狂舞，一副很愤怒的样子，力竭方休。
每天表演发疯，还是很难坚持的，因此便有了简易法门——临阵时背诵咒语：
左青龙，右白虎，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先请天王降，后请黑煞神。
据说只要背了就能枪弹不入。
结果自然是坑爹没商量，纷纷倒毙，咽气前犹诵咒不已。
女性团民分为由少女组成的红灯照，由寡妇组成的黑灯照和妓女兵团花灯照。
其中战斗力最强的当属右手提红灯，左手持红扇的红灯照。据传，其中法力高强者可表演水上漂，甚至腾空而飞。届时，手中扇子一挥，敌方大炮立马失效；红灯投掷到哪，哪里就是一片烈焰火海，整个一长弓阿帕奇。
义和团入京后开始给北京人民划成分。标准不是地富反坏右，而是大毛、二毛、三毛、四毛、五毛。
大毛是洋人，格杀勿论；二毛是教民，遇见就砍；三毛四毛都是用洋货、藏洋书的假洋鬼子；五毛不是网络评论员，而是崇洋媚外的“贱骨头”。
判断是不是教民也有依据。义和团认为在教之人，头皮里暗藏十字，一看便知——摊上这么有新意的鉴别方法，被拿住后你也只有祈祷上天保佑。
兽性大发的拳民逢洋必烧，正阳门城楼也未能幸免。所有钱庄被迫歇业，市场交易全部瘫痪。
同时，因电线被推倒，通讯中断，帝都又回到了八百里加急的时代。
而海晏河清的山东，正好成为北京同南方各省上传下达的信息枢纽。袁世凯每天汇奏四方电报，忙得宵衣旰食。其重要价值，再次得到凸显。
教民基本被屠杀殆尽，幸存的都逃到西什库大教堂，筑垒自保。
拳民杀红了眼，岂肯罢手，便乱诬市民为“白莲教”，展开新的一轮屠戮。
载勋作为九门提督，要对京城治安负责。眼看局势失控，他接过慈禧“办理团务”的令旗，准备把义和团纳入正轨。
载勋在自己王府中设立“总坛”，并招安了坎字拳的大师兄。再有拳民入城，第一件事便是到庄亲王府报到挂号，听候调遣。
问题是并非所有的拳民都稀罕体制内，毕竟当大侠当惯了。
于是，神机营统领（正二品）庆恒，一家十三口因私人恩怨被拳民灭门。而作为其好友，载漪屁都不敢放一个，唯以“凶手系伪义和团”的说辞销案。
当然你会问：“义和团到底有何政治目的？”
俗话说，没有政治诉求的群众运动不是好运动，义和团的目标是光绪。
有歌为证：
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
结果头号叛徒没抓着，洋人也没死多少，倒在滥杀无辜上取得了卓越的建树。
为了回应市民日益强烈的质疑，载勋亲率义和团和虎神营攻打洋教的大本营西什库大教堂。
北京城幸存的大毛和二毛都躲在这里，守军却只有四十名法国和意大利的士兵。
团民携带煤油柴草包围了教堂，日夜诵咒以焚其屋，却怎么也点不燃这栋坚固的哥特式建筑，只好散布谣言说“教士把女人的经血涂在屋顶，因此咒语不灵”。
而虎神营作为庸碌无能的八旗京军中的一支，除了名字讨巧外（虎吃羊，神克鬼。谐音“洋鬼子”），百无一用。
眼见久攻不下，徐桐保荐的军机大臣启秀突发奇想，献策道：“看来义和团道术尚浅，五台山有个法力无边的大和尚，不如飞檄请他来。”
十天后，和尚被专骑请来。
启秀在军机处得意道：“高僧到了。届时教堂一毁，天下安定。”
众人无不掩嘴偷笑。
和尚在庄亲王府住下，选了几十个红灯照操练。
这些娘子军扎着红抹头，长袖翩跹，念念有词，跟唱昆曲似的。载勋心里打鼓，问和尚什么时候攻打教堂，回答说：“今日三点，最为吉利。”
吉时一到，和尚骑马挥刀，率一众拳民直扑教堂。
没跑一半，但闻枪响，正中和尚要害，坠马而亡。后面的队伍溃散四逃，红灯照的幼女多被践踏而死，玉殒香消。
载漪闻讯，暴跳如雷，命工匠做了四个移动炮台，把“大将军”巨炮架上去轰。谁知炮弹打到屋瓦上竟无法穿透。
又命人挖地道，点燃装满火药的棺材，终于炸毁教堂一间房屋，死了几十个教民，却仍攻不下来。
义和团每日换班围攻，教堂纹丝不动，附近的民宅倒被烧毁了一大片，群众强烈抗议。
团民解释说：“这座教堂与别处不同，内壁粘满人皮。我等请神上体，行至楼前，即被秽物所冲，难以施法，且不能前。”
群众反问道：“不是说黑团（黑灯照）不惧邪秽吗，为何也不能制胜？”
团民被问住了，掩饰道：“时日未到，难以成功。等老团一到，自然扫荡无遗。”
御前会议
满大街都是扛着大刀走来走去的义和团，每天还有海量新加入的，以至于“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全成了团民。
这就有些骇人听闻了。
慈禧心里七上八下：事实证明，能打的只剩下五支武卫军了。然而，荣禄貌合神离，不是装病就是哭丧着脸；聂士成因痛剿义和团被刚毅奏请革职留任；袁世凯远在山东；宋庆年事已高。
算来算去，只有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足堪一用。
慈禧再三召见董福祥，勉慰有加。董福祥也慷慨保证，他既能杀洋人，也能灭义和团，总之太后指哪他打哪。
于是，武卫后军成了慈禧的王牌。
问题是王牌的前身是甘肃一带反清的匪帮军甘军，纪律极差，被左宗棠收编后稍有收敛，但野性依旧。
如今拱卫京师，独承天眷，董福祥以下，愈发肆无忌惮。
结果，入城第一天便出事了。
军队开入永定门，正巧碰上日本大使馆的书记官衫山乘车外出。
一营官喝问其何人，衫山据实以报。
后果是被干净利落地捅死。
士兵一拥而上，将衫山的尸体大卸八块，弃之道旁，血腥程度直追《人皮客栈》。
慈禧尚在权衡利弊，眼前就爆出了国际新闻，不禁恼羞成怒，把载漪和董福祥叫来痛斥了一番。
谁料董福祥毫无惧色道：“臣一人受罚，是罪有应得。但如果因此把甘军激成兵变，则京城的治安就大有可虑了。”
形势比人强，慈禧只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退出来时，载漪拍了拍董福祥的后背，连夸他是英雄好汉，完全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架势。
6月16日，列强海军向天津总兵罗荣光下最后通牒，命其交出大沽炮台。
是战是和，必须决断了。
于是，由六部九卿、王公大臣70多人参加的御前会议在东暖阁召开。
许久不见的光绪和荣禄也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足见事态之严重。
其实，对义和团的实力和端王党对其的掌控力，慈禧已经深表怀疑。
入京以来，团民最威加海内的创举不是杀洋人，而是在焚烧老德记大药房时，火势蔓延，把前门大街一千八百多家商铺烧了个精光，无数饭庄旅店、烟馆戏院、古玩玉器、绫罗绸缎顷刻毁于一旦，经济严重倒退。
因此，开会前一天，慈禧留了个心眼儿，让军机处拟旨，速调李鸿章和袁世凯进京。
一个跟洋人谈判，一个诛灭义和团。
问题是电报废了，速调不了，只能靠驿马传旨。而时事瞬息万变，很快便不以一二人的意志为转移。
东暖阁。
光绪很愤怒，自己才撂挑子两年，大清朝就快寿终正寝了。他痛责诸臣不能弹压乱民，声色俱厉。
军机大臣王文韶叩头道：“外衅断不可开，使馆尤应力保。”
载漪当即喝阻，跋扈至极，王文韶低首不语。
光绪扫了一眼群臣，目光落到跪在御案旁的许景澄身上。
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曾历任清廷驻六国公使，熟悉外情。
果然，他的回答与王文韶大同小异：“无论是非得失，万无以一国敌诸国之理。”
光绪颔首道：“甲午一战，创巨痛深。而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
端王党早已目无圣上，载漪和载勋甚至一度想带着团民去瀛台弑君，被慈禧拦下。此刻见鸽派一唱一和，立马嚷嚷起来。
眼看场面混乱，慈禧不得要领，只好宣布散会。
第二天的会议仍是黑压压跪了一片，靠近门口的中下级官员几乎听不清前面的君臣对奏，便自顾自地小声聊起来。
镜头给了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和国史馆（翰林院下属机构）总纂恽毓鼎。
刘：“刚才我在董福祥那，他自信可将拳匪赶出城外。”
恽：“那你还不赶快告诉上边。”
刘永亨膝行至前，奏称：“臣刚才见到董福祥，他想请皇上的旨意驱逐乱民。”
话音刚落，载漪便跷出大拇指，阴阳怪气道：“好啊，这就是失人心的第一个法子。”
刘永亨害怕，不再往下说。
空气顿时凝滞，跪在门外的太常寺卿袁昶（chng）高呼道：“臣有话上奏！”
光绪让他进来。
袁昶抱怨道：“拳民实为乱民，万万不可倚仗。就算是有邪术，从古至今，也没有凭此而成事的。”
慈禧终于发话：“法术不足恃，人心也不足恃吗？中国积弱已极，若连人心也失却，何以立国？”
关键时刻，还是要稳住利益集团。毕竟八旗京营里，一半的人都入了义和团，稍有不慎，便会酿成巨变。
慈禧接着道：“今日京城扰乱，纷传洋人已经调兵。你们有何看法，从速奏来。”
群臣七嘴八舌，讨论出一套折中的方案：一面派总署大臣许景澄、那桐出境劝阻洋兵，一面安抚团民，设法解散。
会议大国盛产内容空洞、自欺欺人的所谓方案，这份也不例外。
怎么劝阻？如何解散？
显然大多数官员并不关心。他们见慈禧挥了挥手，便默默地退下了。
人潮散去，留下四个较真的官员：光禄寺卿曾广汉（曾国荃之孙）、大理寺少卿张亨嘉、侍读学士朱祖谋以及恽毓鼎。
朱祖谋大声道：“臣等还有话要说。”
两宫和荣禄都止步，等他四人进言。
张亨嘉力主剿灭拳匪，说只要诛杀几个头目，大事可定。
张是福建人，一口港台腔，听着很费劲。朱祖谋接过话头，大胆问道：“太后相信乱民可以御敌，不知想仰仗何人办此大事？”
慈禧不悦道：“我靠董福祥。”
岂料朱祖谋道：“董福祥是第一个不可靠的！”
慈禧脸色骤变：“你叫什么名字？”
“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祖谋。”
“你说董福祥不足恃，你保举个人来！”
朱祖谋一时语塞。
恽毓鼎道：“山东巡抚袁世凯，忠勇有谋，可以调京镇压乱民。”
曾广汉补充道：“两江总督刘坤一亦可。”
荣禄缓缓道：“刘坤一太远，袁世凯已前往调用了。”
慈禧只道这场犀利的记者招待会终于可以结束了，谁知恽毓鼎又抛出一个令人难堪的问题：“风闻銮舆（皇帝车驾）有西幸之说，京师乃根本重地，一走，天下就动摇了。”
慈禧力辩并无此事，剩下的臣工于是起立退下。
朱祖谋退到门外时，慈禧仍怒目相送。
当天，总署收到张之洞和刘坤一的联名上奏，要求速剿拳民。
刘坤一的原话是“一意痛剿”，张之洞给改成了缓和的“定计主剿，先剿后抚”，还在文末喊了一句铿锵有力、扫除迷信的口号：从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
眼看慈禧就要迷途知返，意外发生了。
人之病，在国体；国之病，在人心
入夜后的北京黑烟弥漫，笼罩在一片阴惨惨的鬼气之中。
由于义和团认为神灵都是晚上下凡，故每当傍晚便啸聚到一起，挨家挨户砸门，命居民全部出来烧香。
荣禄早已睡下，却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来者是荣禄的心腹小罗，他带来一份惊天动地的绝密情报——由各国公使联名的四条照会：
一、指明一地，令光绪居住；
二、各国代收各省钱粮；
三、代掌天下兵权；
四、慈禧交权归政。
荣禄五雷轰顶，急忙追问。原来是小罗的父亲、江苏粮道罗嘉杰从《字林西报》的中国员工处得知的。
照会本拟作为报纸头条独家发布，结果尚未刊印便被泄露。
主和派荣禄一时间进退维谷。
理智告诉他开战必败。但不战，自己的下场会更惨。一旦慈禧如照会所言，把大权还给光绪，荣禄在戊戌年干的那些破事，不遭清算，没有天理。
左右为难的他绕室彷徨，不知东方之既白。最后的结论是：保命要紧。
次日黎明，接到荣禄密报的慈禧悲痛莫名，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急转弯。
很好理解。对她而言，有中国而无大清，中国便无意义；有大清而她不掌权，大清便无意义。
为了一己之权，把中国乃至大清都押在一场胜算无几的赌局上，亦在所不惜。
然而，所谓的照会，不过是报馆工作人员夸张或误译的假情报。罗嘉杰为了邀功，玩笑开大了。
其实，若非总理衙门被载漪把持（总署警卫都换成了团民），外交渠道不畅，公使们又躲在东交民巷不敢出来，和战大计又岂会建立在一则谎言之上？
如果还是觉得过于戏剧化，我只能说：这就是专制。
第三次御前会议，慈禧彻底破罐子破摔。
她先公布了照会一事，却只宣谕了前三条。既而声泪俱下地控诉帝国主义连寡妇都要欺负的流氓行径：“今天的争端是他们挑起来的，亡国就在眼前。若拱手相让，我死也没有脸面见列祖列宗。既然都是个亡，一战而亡，不是更强点儿吗？”
言毕，全场惊愕，不知所措，二十几个皇亲贵胄竟相拥哭成一片。
载漪全力主战，语调激昂。慈禧也高声道：“今日之事，众位都听到了。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后事固未可知。开战之后，若社稷仍不能保全，诸公今天全在这里，当知我苦心，不要归咎于我一人，说皇太后断送了祖宗三百年江山。”
前途未卜，不把百官绑在同一架战车上，慈禧也不敢贸然宣战。
而群臣听到太后不喊“列位爱卿”，竟改称“诸公”，无不震撼，一齐道：“臣等同心报国。”
决议是遣三个主和派大臣徐用仪、联元和立山前往使馆区晓以利害、最后通牒，一定要挑起战端的，可令下旗归国。
立山不想去，怕半道上被团民打死。
这不是危言耸听。孙家鼐不问世事，天天躲在深宅大院里，尚且被义和团拖出来公审，著作悉数被烧，立山一意主和，其能幸免乎？
于是，他以自己是户部尚书，并非总署大臣为由推辞。
慈禧当即反驳道：“你敢去也得去，不敢去也得去！”
立山只好随徐用仪和联元退下。
慈禧又命荣禄部署武卫中军的作战和防守，谕令说：“徐用仪等深入险境，可派兵在远处保护。”
散会后，群臣聚集在瀛秀门外，以照会之事询问几个总署大臣，皆面面相觑，不知所以。
下来后，光绪摒弃旧怨，好言叮嘱荣禄：“我兵全不可恃，事宜审慎。好在兵权在你手上。”
6月17日，大沽炮台沦陷，罗荣光战死。“归政”的凄凉命运若有似无地浮现在慈禧眼前，促使她召开了最后一次破釜沉舟的御前会议。
主题只有一个，宣战。
慈禧命许景澄去给各国使馆送照会，限所有工作人员24小时内离开北京，由中方派兵护送至天津。
主和派官员磕头哭劝，力陈不可。光绪面如死灰，竟不顾君臣之礼，离席抓住许景澄的手，小声道：“再好好商量。”
慈禧呵斥道：“皇帝放手，不要误事！”
许景澄神情恍惚，牵着光绪的衣袖抽泣不止。慈禧被哭哭啼啼的气氛搞得心烦意乱，厉声喝道：“许景澄无礼！”
接到照会的列强使节迅速碰头，商讨对策，最后决定派信使去总署，要求延缓离京日期。
结果石沉大海，毫无回音。
德国公使克林德坐不住了。每天都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遨游，精疲力竭，半死不活，还不如铤而走险赌一把。
他召集各国公使，提议一起到总理衙门抗议。
无人响应。
很好理解。京城烽火连天，即使侥幸闯关成功，到了已成为主战派总部的总署，结局八成也是被砍头祭旗。
克林德不愿坐困愁城，他带着翻译官，乘着绿呢大轿，径往东堂子胡同而去。
单干的下场就是在东单附近被神机营的营官一枪毙命。
之前死的衫山只是日本使馆里的小领导，而克林德却是驻华公使，代表整个德国。因此，消息一出，所有人立马明白了一件事——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了。
渔翁得利的是袁世凯。他正愁怎么应对朝廷要他入京剿匪这以身犯险、消耗实力的调令，不想却峰回路转。
大头深表同情地发电给荣禄，请求他保护各国使馆，救一人便减祸一分，即使战败还有转圜的余地。
荣禄毕竟是明白人，私告李鸿章说：“对北京的谕旨，不必再予以重视。”
东南互保
6月21日，清政府同时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荷兰、西班牙、比利时和奥匈帝国十一个国家宣战，堪称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壮举”。
战书也写得气吞山河，比外交部发言人还义正词严：
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八十岁的徐桐像打了肾上腺素一样兴奋，奏请慈禧下诏“无论何时何地，见有洋人在境，径听百姓歼除”。
载勋则在北京街头遍贴告示，悬赏洋人，标价如下：
杀一洋人奖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
慈禧更是把压箱底的几十万两私房钱拿出来重赏义和团，鼓励其把在华洋人赶尽杀绝，以泄心头之恨。并且，给各省督抚寄发的上谕里，要求将各地拳民组织起来，同洋人打一场全面战争。
对此，袁世凯又笑了。
他正愁怎么处置山东境内残存和外省流窜回来的团民，现在正好有了合法的驱逐借口。
大头晓谕各府县，命团民“北上助战”。布告中说，真正的义和团都已经到京津一带去杀洋人了，有志于报效国家的拳民应赶紧行动，不可再在山东滞留。凡逗留者，必是打着团民旗号的乱民，一律严惩不贷。
半轰半送之下，山东的拳乱彻底消弭于无形。
位于上海的中国电报总局已经一宿没熄灯了。作为这个官督商办的企业的一把手，盛宣怀的眼中布满了血丝。
经过一整夜的思想斗争，他终于决定扣留朝廷的宣战电报。
盛宣怀嘱咐各地方电报局的负责人，对上谕只准密呈督抚，不许宣扬。
随后，他急电李鸿章，分析当前形势：“国家即将瓦解，须设法保全东南富庶地区。各省封疆应采取措施，联络一气。”
相同的电报也发给了张之洞和刘坤一，并提出方案：“上海租界由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保全中外商民。”
李鸿章接电后带头抗旨，称朝廷的宣战诏书是乱命，“粤不奉诏”，为“东南互保”的实施一锤定音。
张之洞和刘坤一多次同列强驻汉口与上海的领事磋商，承诺不会卷入战争，坚决保护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刘坤一甚至私下对英国驻南京领事说：“慈禧的政府完了，她已经无法继续维持帝国的秩序。”
6月26日，在盛宣怀的奔走联络下，南方诸省均派出代表，于上海同各国驻沪领事签订了保证南中国和平的《东南互保章程》。
明目张胆同慈禧对着干，显然属于高危行为。为此，张之洞再次上奏，不厌其烦地解释说：“论兵力，一国焉能敌各国，不败不止；论大势，各国焉肯输一国，不胜不止。”接着笔锋一转，说北方既已决裂至此，南方切不可再遭涂炭。否则饷源立绝，全局瓦解，则愈发不可收拾。
袁世凯没有参加互保，只是单独致电外国领事，表明和南方督抚采取同样的立场。
派兵将最后一批洋人护送到青岛后，大头长吁了一口气，一边在院子里踱步，一边冥想。
公元1900年，西历新世纪的第一年。
天厌大清。
从慈禧前无古人地同十一国宣战的那一刻起，亡国，就进入了倒计时。
可惜，南方督抚的集体忤逆再一次救大厦于将圮。
广州，雨后清新的空气里夹杂着声嘶力竭的蝉鸣。
离开北京的时日已久，李鸿章一时也很难判断帝国这艘大船的航向到底发生了多么严重的偏离。
催他北上的电报雪片般飞来，荣禄的语气已近乎哀求。
然而，当了一辈子“消防员”的李鸿章，这次的反应异常迟钝。
因为，香港总督卜力向他转达了兴中会的意思：推李鸿章当总统，以两广为基地，在南方建立一个新政府。
当幕僚刘学询带着兴中会的使者向李鸿章汇报联络孙文、策划两广独立之事时，这个为维持帝国稳定操劳了大半生的裱糊匠躺在深深的藤椅里，双目微合，做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动作——颔之。
兴中会未能得到肯定的答复，却收到李鸿章赞助的三万元经费。
与此同时，董福祥带着甘军和几万团民日夜围攻东交民巷。
使馆守军是列强海军从天津紧急调来的四百名水兵。人手一把步枪，外加四挺重机枪，打得清军满地找牙。
甘军没有炮，荣禄又暗中资敌，每逢休战，便命人推着蔬菜瓜果、军火弹药，整车整车往使馆里送。回过头再看那董存瑞般前赴后继往前冲，最后全倒在血泊里、尸体枕藉的义和团，不禁让人感叹：古往今来，爱朝廷从未爱得如此艰难过。
眼见死伤惨重却毫无战果，载漪打起了荣禄的嫡系部队武卫中军的算盘。
他请了一道上谕，强命武卫中军的炮兵营统带张怀芝把德制大炮开过去轰。
张怀芝以为立功的机会到了，喜出望外地和弟兄们在城墙上架好了炮，瞄准使馆区。
如果这一炮打下去，就没有后来的安徽巡抚、民国军阀张怀芝了。
在他下命开炮的前一秒，忽然灵机一动，改令缓发，跑去荣府请示自己的顶头上司。
荣禄既不敢发令，也不敢抗命，东拉西扯，不置可否。
张怀芝愈发着了慌，非要他手书一道发炮的命令以为凭据，否则便赖着不走。
荣禄被缠得烦了，闪烁其词道：“横竖炮声一响，宫里边是听得见的。”
张怀芝闻言会意，匆匆赶回城上，谎称炮位不准，需要重测，遂把目标定向使馆旁边的一片空地。
于是，众炮齐发，响了一天一夜。洋使固饱受虚惊，怀芝却勉强过关。
蒸汽朋克
得知东南互保的噩耗时，慈禧的脑海中也曾掠过一丝后悔，随即被倚为干城的重臣们居然在危难时刻背弃自己的震惊和悲凉所取代。
而当她看到袁世凯不在其中，还奏报正组织山东团民源源不断地北上勤王时，那种欣慰与感激之情实在难以言表。
走到这步，慈禧已然骑虎难下。
停战只会激起叛乱，而一条道走到黑，军事上即便难以取胜，打出个相持的局面，以东交民巷的人质作为谈判砝码，还是可以讨价还价的。
既然长江以南想保境安民，留得青山当柴烧，就随他们去吧。
心念及此，她让军机处下了一道言不由衷的懿旨，诉苦之余夸南方督抚们“老成谋国”……
大沽口失陷后，门户洞开，各国援兵乘军舰从四面八方赶来。
他们之中有印度阿三（英军）、有越南鬼子（法军），解了西摩尔之围后，总数一万多人，开始猛攻天津。
“留党察看”的聂士成率武卫前军五千人驻守南门外的八里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恶战。
聂士成两腿均受枪伤，仍持刀督战，不许官兵稍退，一直战至两腮被敌弹洞穿，颈部、脑门皆受重伤。
联军派人传话：“聂士成将军，投降吧！”
聂士成沉默片刻，只吐出一个字：“屌！”
最后脐下被炮弹炸开，肠出数寸，壮烈殉国。
回到甲午年。
战争进入尾声，袁世凯在关外协助周馥办理粮草转运，聂士成则刚从朝鲜回来，准备赴任直隶提督。
两个年龄相差二十三岁的勇者在山海关外的兵站不期路遇。
作为晚辈，袁世凯被聂士成身上那股“宁移白首之心”的豪气所折服，对他道不尽的丧师之痛深感同情。
在家书中，大头发自肺腑地写道：“前线战事简直就是儿戏，糟不可言。能见贼一斗者，唯功亭（聂士成）耳。”
对这样一个不太懂政治，但无论放在任何朝代，都会以性命去捍卫一方百姓的硬汉，袁世凯由衷地写下一副挽联：
勇烈贯长虹，想当年马革裹尸，一片丹心化作怒涛飞海上；
精忠留碧血，看此地虫沙历劫，三军白骨悲歌乐府战城南！
然则卫青常有而汉武帝不常有。
袁世凯断然不会为气数将尽的清廷殉葬，他要保存实力，功不唐捐地拖垮这个气若游丝的流氓政权。
因此，当朝廷三番五次地催他率军驰援天津时，大头均以“守土有责，兵力难分”为由百般搪塞。
直到军机处严词警告“毋再推诿”，才派总兵夏辛酉带了六营约六千人赴援。
十一天过去了，天津守军连援兵的影子都没看到。
朝廷再次严催，又过了三天，夏部终于艰难地走出山东，而此时天津业已失守，裕禄愤恨自杀……
截至战争结束，夏辛酉损失不到一千人，出色地完成了袁世凯交给他的使命。
联军成立了“天津临时政府”，英文缩写TPG。
其实，所谓的联军，不过是同床异梦罢了。
德皇认为，横尸街头的是德国公使，因此联军司令的人选必须是德国人，否则宁可按兵不动；
法国意在西南，把水蹚浑了好打云贵的主意；
美国对侵略中国不感兴趣，且刚跟西班牙打完，正在恢复元气。只是见自己的驻华大使狂喊救命，才勉强加入；
英国正在南非跟荷兰人抢金矿，打“波尔战争”，分身乏术，便派了些红头阿三来充数；
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纯属打酱油，各派几十个小卒，扛着大旗，追随于诸强之后，以示自己的存在。
真正野心大、胃口好的是日本与俄国。一个出兵八千，一个出兵五千，加一起占了联军总数的三分之二还多。
由于德国一直没争取到带头大哥的位置，拒不发兵，攻打北京的实际上是七国联军。
在天津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联军将领一致认为，若无十八万之众，攻城没有必胜的把握。
当然你会问：何以如此谦虚？
因为人民战争的可怕。
敌进我退，敌疲我打；逢山筑寨，遇水烧船。就像《赛德克·巴莱》里的原著民，在森林里来无影去无踪，杀日寇于无形。
况且，联军所谓的胜不是架起一排大炮把北京从地图上擦掉，而要想尽办法保证人质的安全。这样一来，难度就从普通级变成专家级了。
问题是这边议论未定，那边俄国正争分夺秒地往中国运兵，泉水般汩汩涌来。
英国急了——路途遥远，不可能像日俄那样连绵不绝地运兵。英军司令不再犹豫，冒险开拔。
其余六国也争先恐后地发兵，怕去晚了什么也捞不到。
一打才发现“古之人不余欺也”——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联军长驱直入，通州失守，赶来勤王的李秉衡在阵前自杀，总算保住了一点晚节。
8月13日，联军攻打北京。
次日，日军用地雷炸开东直门，占领了北城。
短兵一相接，神拳不神了。
事实上，只要找来目击者对义和团作战情形的记录一读，便知团民靠得住，母猪会上树：
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为最多，年壮者次之。而所谓老师兄者，受伤甚少。盖因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溃逃。
穷猿奔林，岂暇择木
8月15日，十万京军加二十万团民不敌一万多联军，北京陷落。
翌日，慈禧带着光绪和部分亲贵重臣化装成平民，出德胜门，逃往昌平。
走之前还不忘把私仇给报了。
珍妃被太监推到井里摔死；主和派的徐用仪、许景澄、袁昶、立山和联元在刑部侍郎徐承煜（徐桐之子）的监斩下含冤而死，史称“庚子五大臣”。
最恶劣的是载勋，走前下令将九门紧闭，以至于平民无法疏散，惨遭联军蹂躏。
徐桐老迈，没跟慈禧一起“西幸”。目睹山河破碎的他本着“君辱臣死”之义，带着徐家女眷十八口集体自杀。虽说不人道，但在那个年代，也算是为国尽忠了。
其子徐承煜贪生怕死，哄他爹说“儿子陪你上路”。然后帮徐桐上了吊，抽了垫脚的凳子，成全了老父的大节后，自己脱下二品官服，悄然遁走。
结果没跑多远便让日军抓住，后移交给清廷，同启秀一道被斩于菜市口。
徐承煜被王文韶骂为枭獍（枭乃生而食母的恶鸟，獍乃生而食父的恶兽），生前曾叼着一根雪茄从徐桐面前走过，遭其父训斥道：“我还活着，你就这样。等我死了，一定禀明阎王，让你胡服骑射作鬼奴！”
一语成谶。
入城后，联军大开杀戒，人头滚滚。俄国毛子一马当先，奸淫掳掠，坏事做绝。
放眼望去，灰烬、垃圾和饱餐了死尸的狗群混杂在一起。天空中满是白色与黑色的碎片，随风乱舞。
活人身穿棉布破衣，目光呆滞地望着印有国际红十字会标志的救护车来来往往。
北京被分成八块占领区（鉴于瓦德西正率德军风尘仆仆地赶来，也给德国留了一块），北城由日本分管，各家都自觉地插好白旗，上书“顺民”二字——想当年李自成打进来时，这就是最有效的保命技巧。
日军估计觉得不严肃，有碍观瞻，传谕各户擦去“顺民”二字，代之以红日。
西什库大教堂里的教士和教民像憋坏了的野兽，一哄而出，狼奔豸突。
一个长老会（基督教的衍生教派）的美国牧师，趁乱在王府井大街占了一座有五十栋建筑的王府。
虽说之前已屡遭洗劫，但牧师还是在王府中搜出三千多两白银。他将房里的家具陈设、名瓷苏绣全部搬到大门口，摆起了跳蚤市场，并戏称是“上帝的恩赐”。
太平洋彼岸的马克·吐温听说后，在报纸上对教会大加鞭挞，呼吁约束在华美人的行为。
由此可见，即便美式民主只是一句看上去很美的谎言，但它至少不剥夺你自由表达的权利。让观点在言论市场上接受大众和时间的检验，总比以公权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愚弄民众、打压真理强。
在京大员里，还有不少没逃走的。肃亲王善耆（川岛芳子之父）被赶去挑大粪、搬石头；礼部尚书怀塔布被叫来拉洋车，挨洋人抽。他一边小跑拉车，一边回头笑道：“老爷别打了，这条路小人一天跑好几趟，不会拉错地方。”
由于慈禧跑得急，没做布置，留守京官全都茫然不知所措，更不敢同洋人接洽。
联军抢累了，想谈判，找到总理衙门保管大印的司员舒龄，示以议和之意。
舒龄把七八个高级官员召集到自己家，商量着一起去见洋人。
结果这些平日里的衣冠禽兽因为被抢全成了衣冠不整，舒龄不得不拿出自己的长衫给他们穿上，一同步行前往。
洋人开门见山，指明让奕劻和李鸿章来京议和。
武汉。
张之洞连夜致电各国驻上海领事，替慈禧开脱，说东南互保其实是各督抚按慈禧的旨意办的。
这么讲有两层深意：
一、慈禧最怕被洋人列为“祸首”严惩，绝不敢否认张之洞的说法，只会抱着他扔过来的救生圈感激涕零；
二、既然慈禧默认了东南互保是奉旨办理，也就断绝了秋后算账的可能，给“抗旨”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西贯市村是昌平最大的回族聚集区，也是慈禧亡命天涯的第一站。
村里有一座建于明朝弘治年间的清真寺，即以此为行宫。
太监找来两三个管事的到慈禧跟前回话，谁知几人只跪不拜。
旁人催他们磕头，慈禧道：“回回的教规我是知道的，除了真主，谁都不叩拜，你们不要强人所难。”
到了饭点，御膳是小米粥加炒白菜，饥不择食的慈禧觉得比宫里的满汉全席还美味。
用完膳，又传见寺里年纪最大的李某问话。
慈禧：“东光裕和西光裕这两家字号（商店招牌）还在吗？”
李某：“在。”
慈禧：“我十三岁那年跟先父去北边赴任，途经此地，坐的就是光裕的轿子。”
正追古抚今，院子里的伙夫大喊道：“娘娘们要是喝水呀，锅子里有开水，千万别喝凉水啊！”
李某的脸吓得刷白，赶紧出去喝阻。慈禧却像变了个人似的，劝止道：“他本是粗人，哪懂得这些个礼数？不必怪他。”
待了几天，传召昌平知州三次，始终未见其来，估计听到京城失守，已携带家眷潜逃。
慈禧叹息不已，说了一句黄口小儿都懂的废话：“食俸禄的官员反不如老百姓有良心。”
又叫李某预备些大车和驮轿，准备第二天便走。
当晚，慈禧对李某道：“我们出宫时分文未带，今日已派人往京西取盘缠了，但不知取不取得来。你们要是有银子，可先借用几百两。”
李某爽快应允。
来日清晨，两宫起驾。清真寺凑了白银九百两，大车二十辆，骡马三十匹。慈禧又要了一百枚熟鸡蛋，以备路上食用。
此去西安，长路漫漫，不知尚有多少磨难。临行前，西太后哭着对恭送她的回民道：“甲午之战，只有左宝贵效死疆场。想不到你们回教中倒出了个好人（左是回民）。”
又命太监取纸笔来，将接驾寺众的姓名一一登记，动情道：“我们若是到了西安，不论旨意不旨意的，非写个信来叫你们。你们可千万去啊！”
众人谢恩。
缓步走到大殿阶下时，慈禧又四顾道：“以后但有大清的天下，必发内帑（皇室小金库）给你们重建此寺。”
暮霭沉沉，慈禧洒泪上轿，一路西去。
宿命的棋子，摇晃着悲凉
乱局逐渐发酵。
汪康年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反动文章，称：“八国之兵，毁一国之都，已造成‘国亡而政权倒’的既定事实。国民不能无主，七省督抚当成立公共政府，颁定宪法。”
不久，议会在上海成立，以不记名投票推举容闳为议长，严复为副议长。汪康年、唐才常等十人为干事。
议会还有一大堆秘密宗旨，归纳起来无非十个字：反对现政权，建立新政府。
亡清，真的触手可及了？
袁世凯不这么看。
以当前形势，决定未来中国政治走向的是列强。各国虽因在华利益的冲突明争暗斗久矣，但此番针对拳乱却达成了难得的共识：惩办祸首，归政光绪。
显然，洋人对推翻清廷不感兴趣。后任八国联军统帅的瓦德西就指出：“无论欧美还是日本，皆无此脑力与兵力，能统治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这片土地。”
因此，把慈禧和一干主战派办了，推没有民族偏见、思想较为开明的光绪上台，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中国，符合列强持续渔利的诉求。
至于这样的中国是否腐败丛生、贫富悬殊，就不是西方政客关心的事了。
对袁世凯来说，光绪上台等于判他死刑。
戊戌政变才过去两年，在皇帝眼中，袁世凯就是个告密求荣的小人。
据瀛台附近的太监反映，百无聊赖的光绪平日里最热爱的娱乐活动便是将“袁世凯”三个字写在纸上打靶。
大头听到这个消息时想必心情是很复杂的。
于是，当他从自己的儿女亲家、陕西巡抚端方的电报中得知两宫逃难团已抵达山西时，立刻有了主意。
即便有以乔致庸为首的晋商，山西在那个时代还是素号穷省。逃难团扈从又多，需用浩繁，颠沛流离的慈禧，难处显而易见。
袁世凯大手一挥，着人押运三十万两白银、二百匹绸缎、四十桶水果以及恩县龙须面等特产，火速赶往太原。
两周后，逃难团收到贡物。慈禧久旱逢甘霖，感动之情自不待言。
随扈的王文韶死里逃生，对押运官感慨道：“各省饷银未到，山东首先送来，算是解了燃眉之急。”
真正的燃眉之急来自北方。
每当中国陷入危殆，总能看到俄国垂涎欲滴的身影。
二十万俄军从海兰泡开进中国，把在此地做边贸的六千多中国人押解到黑龙江，强行驱赶入水。
跑得慢的全部用斧头砍杀，跑得快的多被淹死，游过江者仅八十余人。
同时，在江北的华人聚集区制造“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杀害七千多中国平民，残忍至极。
东三省相继沦陷，黑龙江将军寿山自杀，盛京（沈阳）将军增祺被迫同俄国签订《增阿暂章》。
袁世凯和张之洞当即反对，慈禧也不予承认。
贪婪的沙皇对这个由地方总督阿莱谢耶夫签下的暂章亦觉不满。他同意废约，并酝酿更苛刻的索求。
俄军已打到山海关，大清分崩在即。
惶恐的慈禧急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赴京议和。
守旧派基本上都在浪迹天涯，视他为汉奸的义和团也偃旗息鼓。北上，已无性命之忧。
李鸿章闭目养神，想起前几日秘密拍给驻美公使伍廷芳的电报。
他指示伍廷芳伪造了一封由光绪具名的国书，令其亲递美国总统，内称“时局失控，举世交责，至属不幸。望贵总统作一臂之援，号召各国恢复旧好”。
有亡国者，有亡天下者。对朝廷，他已不抱任何希望；但对生于斯长于斯且正在沉沦的这片大陆，他又岂能坐视不理？
登船离粤前，李鸿章屏退了所有送行官员，只召安徽同乡、南海知县裴景福入见。
炎天酷暑，李鸿章身穿蓝布短衫，靠着一架小藤躺椅歇息。
裴景福恭贺道：“公调补北洋，各国驻广州领事今早已得知电报，全都额手相庆。”
李鸿章颇为得意，捋须道：“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停了片刻，又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京师遭难，根本虽已动摇，但慰庭支撑着山东，香涛、岘庄（刘坤一）全都有定见，必会联络保全，不至于一蹶不振。”
可一谈到俄国，又无语了。
裴景福告辞欲出，李鸿章道：“船还没来，先不用忙。”
于是喝着牛奶，并以荷兰汽水待客。
裴景福又问：“公进京后打算怎么办？”
李鸿章：“洋人必会以‘剿拳匪’和‘惩罪魁’要挟我，而后注重兵费赔偿。至于数目多少，尚不能预料，唯有极力研磨，不知做不做得到？我已垂垂老矣，还能活几年？总之，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钟不响，和尚也就死了。”
言讫，泪比司马青衫多。
裴景福亦怆然涕下，辞别而出。
途经上海，李鸿章特意下船去了盛家花园，同盛宣怀彻夜长谈。
灯火明灭，月光黯淡。此情此景，竟比三十年前曾国藩和赵烈文的那场夜谈更显凄切。
临别之际，李鸿章给盛宣怀留下六个字。
和议成，我必死。
一国且不好谈，况八国乎？
更悲催的是，此番俄国铁了心要吞并东北。瓜分之祸，迫在眉睫。
感谢美帝
若非门户开放政策，二人转已失传一百年。
这套由赫德提出、美国力推的政策主旨有三条：
一、各国彼此承认在中国取得的既得利益（如租界和通商口岸）；
二、中国关税自主，对运至诸通商口岸的各国货物征收统一关税；
三、对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他国船只，各国不得收取高于本国的港口税。
门户开放并非历史教科书所写的那样罪不可恕，至少在当时的绝境下拉了清廷一把，使之保全领土，免于分裂。
比如俄国想独吞东北，势必侵犯日本在这一区域取得的既得权益，遵循政策的列国便会起而反对，使之作罢。
当然，国与国的交往中，从来没有善男信女一说。维护中国的主权独立不是美国的义务，而是手段，其目标非常纯粹：商业利益。
在美国看来，觊觎中国的领土完全是不成熟的表现——占了又不好管，还成为众矢之的。而只要大清臣民每人多穿一条洋布裤子，就能保证本国的纺织工人不失业。
可惜，美国到晚了。面对这块快被分得差不多的蛋糕，山姆大叔焉能坐怀不乱？
因此，门户开放就是帮迟到的美国享受利益均沾的政策。不管先来的人开了多少埠，占了多少租界，只要在这些区域能保证我自由贸易、公平交易即可。
归结到底，战争的背后是政治，政治的本质是利益分配。
第一个表态支持门户开放的是英国。
作为老牌帝国主义，英国的在华利益最多，最担心后到的土鳖因为没谈拢，在英商遍布的神州大地上火拼，导致几十年来胼手胝足积累的赃款丧失殆尽。
对日本来说，百年大计，防俄第一。只要能绑住俄国到处乱摸的咸猪手，自己哪怕少得点也认了。
当然，再明白无误的事也需要人去推动。李鸿章指示驻外使节四处活动：对俄秘密交涉，对美请求调解，对德国道歉，对日本动之以种族感情，对英国许诺保护长江流域的商业利益……
离间的结果是：除了俄国，列强均对门户开放政策表示同意。
孤立的俄国把希望寄托到李鸿章身上，毕竟签过《中俄密约》，时论都以为老李是亲俄派。
打定主意后，俄国开始演戏，向各国递交了一份照会，宣称解救使馆的任务已经完成，俄军及其公使将撤退到天津，恭候清廷派出的谈判代表。
摆明了拆列强的台。
并向慈禧抛去橄榄枝，抢先承认其统治的合法性。
然而，放弃东北，意味着放弃清廷列祖列宗的陵寝之所在。慈禧再自私，也不敢行此不忠不孝之举。
李鸿章一到天津，就被俄兵保护起来，关着门不知搞什么暗箱交易。
等重新亮相时，列强都很紧张，以为他同俄国达成了“慕尼黑协定”。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谁让大清国实力不济，只能玩以夷制夷的把戏？
李鸿章的腹案是：把中国从交战国打造为受害国。
故事梗概如下：拳匪是叛贼，两宫被劫持，宣战诏书是矫诏，八国联军来助剿。
按此逻辑，联军将领全成了李中堂的戈登将军（李鸿章早年打太平军时雇佣的洋枪队队长），而中国对“国际维和部队”固然有赔偿军费的义务，却不再承担其他责任。
跟洋人打了几十年交道的李鸿章，一在谈判桌上坐下，便拿出一本《摩西十诫》，讽刺洋使道：“我建议，应该把第八条戒律修改为‘不可偷窃，但可以抢劫’……”
纵横捭阖下，议和条件还算温和，无非谢罪惩凶、改革总理衙门等，既无割地之虞，慈禧也无归政之忧。
当然，赔款纯属漫天要价，四亿五千万对应当时中国的人口，一人一两白银。
这么损的赔法确实有辱国门。
张之洞强烈反对，搞得李鸿章很被动。在给朝廷的电报中，他讽刺道：“香涛做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耳。”张之洞反唇相讥：“少荃（李鸿章）议和三两次，遂以前辈自居乎？”
浑然一副绝对。
李鸿章正色道：珍惜银两，从我做起。电报昂贵，四钱一字，不要动辄发表空洞的长篇大论了。
英美怕中国破产，曾主张把赔款问题移交海牙国际仲裁法庭仲裁核算，因各国激烈反对而作罢。
至于惩办祸首，洋人开列的黑名单第一位原本是慈禧，在李鸿章的力争下总算一笔勾销。
余下诸公，也就没有兴趣保了，甚至巴不得列强多杀几个这样颟顸愚蠢的始作俑者，以警示后人。
载漪及其子溥儁充军，载勋、赵舒翘赐自尽，毓贤处斩，刚毅在西逃途中忧惧而死，端王党团伙的其他成员或削爵或圈禁。
西太后的保守派班子凋零殆尽。
虽如此，当全权议和大臣李鸿章与奕劻将条约内容电奏西安时，慈禧还是大悦——竟然不用归政，竟然寸土未失。
逢凶化吉，盖有两端：英美为了自身利益帮清廷看家护院；东南互保替中国解除了交战国的身份。
因此，国际上并没有“辛丑条约”这么一说，正式名称翻译成中文很长：中国就1900年的动乱事件与十一国最后的议定书。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庚子之变给每个大清臣民的心头都打上了难以磨灭的烙印。
北京街头的“义和昌”“义和泰”等店面招牌一夜之间杳无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德占区的“德兴”“德长胜”等字号。
平民冒充教民、日本人的奇闻怪事数见不鲜。俄国占领东北后，一些文人士子对“全归俄制”高兴至极，甚至公然宣称“有钱就好，无论俄华”。
1903年，齐白石初游北京，记下了触目惊心的一幕：
洋人往来，各持鞭坐于车上。买卖小商让他车路，稍慢即以鞭乱施之。官员车马见洋人来，亦早早避让，庶不受打。几个国人侧立于大清门侧，手执马棒，保护洋人……
1905年，周作人游北京。浓重的阴霾仍然笼罩在京城上空，不肯散去：
初来乍到，我们好奇，向客栈的伙计打听拳匪的事。他急忙分辩说自己不是拳匪，不知其事。我们不过是问他当时的情形罢了，岂料他却如惊弓之鸟，讳莫如深……
民国初年，钱玄同在北京做教员，雇了一个包车。车夫承认自己以前当过拳民，但其时已是一个热心的天主教徒，家里供奉着圣母玛利亚像，早晚祷告很是虔诚。
钱玄同问他何以改信宗教，车夫的回答穿透了历史的尘埃：
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
我们的菩萨从来不关心信众的死活，倒是热衷于将他们绑架到权力斗争的战车上，乐此不疲。
拜毓贤所赐，山西曾是义和团的天堂，传教士的地狱。而庚子之后，则走向另一个极端。
地方官将办理教案当做第一要务，以教民之意为圣旨，随意捉拿“拳民”。更恶劣的是，辛丑年山西闹灾荒，地方政府只赈济教民，无视平民，坐看其自生自灭。
结果，连曾经的反洋急先锋义和团的团头们，也纷纷入了教，理由非常讽刺：不受辱，不受气。
晚清最后十年，中国的天主教徒激增了一倍，达到一百三十万之众。
不知上帝在云端作何感想？
列强陆续撤军，俄国赖在东北既不合情理，也面临各国施加的外交压力。
1901年10月，俄使向李鸿章提出以道胜银行的名义办约，掩人耳目，遭到拒绝。
俄人不断催逼，七十八岁的李鸿章内外交煎，连月发烧吐血，卧床不起，西医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直隶布政使周馥在病榻前悉心照料，曾听到探访之人劝李鸿章保荐直隶总督的人选。
李鸿章默然半晌，道：“继任有人在，我不想保举罢了。”
周馥清楚地记得，老头说话时，愣愣地望着窗外。
那分明是山东的方向。
1901年11月7日，“内悦昏君，外御列强”了大半辈子的李鸿章撒手人寰。
身高一米八三的他，与伊藤博文、俾斯麦一道，被西方人并称为“当世三杰”。一生写了两千六百万字，堪称劳模的他，却在中国这个动辄得咎的老大帝国，刷新了被人弹劾的纪录（八百多次）。
他是第一个拍X光片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个撰文介绍蒸汽机的科普作家。
临死前，俄使仍伫立床前，逼他画押，遭到拒绝。
毛子丧气而去，看样子不会善罢甘休。
李鸿章一边哀叹“毓贤误国”，一边让于式枚代拟遗疏，鼓励慈禧振作发奋：
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举行新政，力图自强。
恍惚中，他忆起二十岁上京应试时的情景。
彼时的大清，刚在鸦片战争中败给英国。但在文人士子看来，这不过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天朝仍然具备万国来朝的实力。
李鸿章亦作此想，连写了十首《入都》，其中一句“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广为传颂。
谁知，灾难一开始便收不住脚，插曲竟是序曲，悲歌一放六十载，直至曲终人散。
一个甲子宛若一道轮回，在生命的尽头，李鸿章带着无尽的遗憾，口占一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贤良寺，落叶秋风，寒鸦聒噪。
周馥发现李鸿章断气时，只见他“双目犹炯炯不瞑”。
慈禧在行宫收到周馥的电报，震惊痛悼得失去了常态。少了这样一个“安危系之，存亡系之”的中兴名臣，她甚至不敢想象自己的统治还能维持多久。
黄花晚节，重见芬芳。李鸿章身后哀荣无限，追赠太傅、晋一等侯、谥文忠、入祭贤良寺。
能给的都给了。
直到1908年，李鸿章去世的七周年祭日，《纽约时报》还出专刊纪念道：“李鸿章和他同时代其他清国高官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拥有更宽阔的视野，远远走在时代的前面，并且预见到他的国家在即将到来的数年里会需要那些具有前瞻眼光和进步思想的人。”
也许，只有他的老对手伊藤博文的评价最为掷地有声：
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