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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甲午风云

书名:中国误会了袁世凯 作者:吕峥 本章字数:1018字 更新时间:2020-02-09 00:20
    走向海洋
    主战派的对立面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主和派。在对外决策上,和后人被误导的历史记忆恰恰相反,慈禧一直是激进分子。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还是懿贵妃的慈禧一度代咸丰批阅奏章。她严饬统兵大臣与敌决战,并晓谕中外,悬赏杀敌,无论军民,明码标价:
    斩杀一白夷,赏银一百两;
    斩杀一黑夷,赏银五十两;
    击毁夷船一艘,赏银五千两。
    慈禧的问题在于,其激进总是慷他人之慨,像天皇那样用私帑买军舰的高尚行为在她这儿基本不用指望。
    知行不一是中国的痼疾。政客们成日高谈阔论,而一涉及自身利益,改革立刻陷入停滞。
    而刚刚说完“今天(六十大寿)让我不高兴的人,我要让他一辈子都高兴不了”,蕞尔日本就直不愣登地跑来挑事,简直活得不耐烦了,不迅速灭之,都没心情吹蜡烛。
    其实,建立这种自信的基础并不牢靠。
    年初时李鸿章检阅海军,发现问题一箩筐。
    第一,航速普遍比日舰慢;
    第二,没有快炮。快炮和慢炮的区别在于快炮的发射火药是无烟火药,相比于慢炮的黑火药,发射后没有呛人的烟雾,无须等待硝烟散尽即可进行填装;
    第三,整体技术落后,十年不添一船一炮。十多年前购自英国、严重老化、基本没有装甲防护、船速一快海水就倒灌炮房的超勇号和扬威号还编在主力序列。而日方军舰则基本是1890年以后的产物。
    阅军归来,李鸿章向朝廷盛赞北洋水师“技艺纯熟”“行阵整齐”——这份水分严重的报告不是军事报告,而是政治报告。1894年,最高的政治正确是慈禧的大寿,不管海军实情如何,作为大寿献礼,报告必须只能是报喜不报忧。
    在错误信息的引导下,紫禁城已不可能对胜负做出客观的判断。
    然而,战争的主体是人。硬件再好软件跟不上也不行。李鸿章聊以自慰的只剩下“千舰易买,一将难求”了。
    位于福州的马尾船校是左宗棠在闽浙总督任上一手创办的。
    当年,李鸿章因海防问题和秉持塞防的左宗棠吵翻天时,绝想不到自己的老对头为建设海防留下了一颗弥足珍贵的种子。
    马尾一期的佼佼者当属严复(1854—1921)和刘步蟾(1852—1895)。
    开船在学贯中西的严复看来是雕虫小技,不屑为之,但对刘步蟾来说却是终生的追求。
    《清史稿》曰:
    华人明海战之术,步蟾为最先。
    留英三年,学业猛进,时年二十,英姿勃发。回国后即上《西洋兵船炮台操法大略》,提出加强海防、建设海军的可行方案,深得李鸿章赏识。
    采购定远、镇远时,刘步蟾率十多个船工赴德监造。船成后奉命接舰返国,出任旗舰定远的管带,官居总兵,仅次于提督丁汝昌。
    当然,中间还隔着一个副提督琅威理。
    但在有留洋背景的刘步蟾看来,琅顾问不过是个摆设。
    1890年,定远号访问香港。丁汝昌因公离舰,刘步蟾乃降下提督旗,改升总兵旗,以示主权在我。琅威理不服,觉得有他在船,提督旗不能降。
    官司打到北洋,李鸿章支持刘步蟾,直接把琅威理气回了英国。
    1891年,北洋水师访日。焕然一新的日本海军强烈地刺激了刘步蟾,回国即面见李鸿章,要求添购战舰。
    李鸿章未置可否,刘步蟾慷慨直言:“平时不备,一旦偾(fèn,败)事,咎将谁属?”
    史称“四座悚然不已”。
    清末的海军是最时髦的兵种。威海和旅顺的海军俱乐部里,酒吧舞厅应有尽有,刘步蟾本人的生活习惯也很洋派,这要换了翁同龢,估计早就摇头大骂“斯文扫地”了。
    斯文没有拿来扫地。从《北洋海军章程》到海战的法规号令,无一不出自刘步蟾之手。
    当然,也离不开李鸿章不拘一格的用人之道。
    除刘步蟾外,马尾船校还培养了一批现代化的海军专才:铁甲舰镇远号管带林泰曾(正二品总兵),巡洋舰致远号管带邓世昌(从二品副将)、来远管带邱宝仁(副将)、济远管带方伯谦(副将)、靖远管带叶祖珪(副将)以及经远管带林永升(副将)。
    1877年,一批青年才俊登上了去往格林威治海军学校的邮轮。
    海鸥翩跹,浪花滚滚,青年们在临别词中写道:
    此去西洋,深知中国自强之计,舍此无所他求!
    十七年后,1894年7月25日的黎明,当方伯谦站在济远舰主桅的望台上,携带国产舰广乙号护送运兵船赴朝增援时,不知是否还能忆起当初的誓言?
    济远是和定、镇二舰同批订购的德产巡洋舰,吨位2300,航速15节(1节=1852米/小时),炮20尊,编制200人。
    福州造船厂出品的广乙号则要小得多,只有1000吨,配备三门德国名炮克虏伯,编制120人。
    广乙号和她姐姐广甲号、妹妹广丙号同属广东水师。
    彼时的四大水师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基本按当年薛福成的建议分布,福建水师中法战争时被张佩纶败光了,南洋水师常年疲软,只有北洋和广东尚能一看。
    论财力,广东水师当然拼不过北洋,所以人走的是技术流。
    当年五月,“广氏三姐妹”参加北洋水师的会操,因身形灵活,命中率高,广丙舰管带程壁光(正四品都司)又毛遂自荐,三舰便被编入北洋效力。
    此刻,见陆军已登岸完毕,二船准备返航。刚开出汉江口,迎面驶来三艘日舰。
    丰岛之战打响。
    喋血丰岛,黄鼠狼落跑
    敌舰的吨位告诉读者这将是一场恶仗:吉野4100、浪速3600、秋津洲3100。
    果然,一上来济远就中弹了。大副沈寿昌脑浆迸裂,溅了方伯谦一身,二副柯建章胸口被洞穿,当场毙命。
    真人版《怒海争锋》吓傻了方管带,他定了定神,见甲板上水兵死伤无数,当场打算逃跑。
    广乙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矫健,迅速超过济远,直扑日军先导吉野。
    广乙管带林国祥十年前参加过坑爹的马尾海战,福建水师全军覆没的惨剧犹在眼前。于是,一朝被蛇咬的他此番出发前专门跑去问丁汝昌:“如果日舰中途截击,该当如何?”
    丁汝昌告以四个字:“纵兵回击。”
    有您这句话就放心了。
    当然,这个问题由林国祥而不是护航总指挥方伯谦问出,还是比较耐人寻味的。
    广乙的吨位不足吉野的四分之一。16节的航速虽不低,但跟号称世界第一快的吉野(23节)比还是黯然失色。
    果然,吉野一个急转舵,画了个大圆弧,避开了广乙。
    广乙不跟“韦一笑”比轻功,直咬航速较低的秋津洲。双方在近距离猛烈开炮,海面黑雾障天,难分敌我。秋津洲赶紧拉响汽笛,以免和后方的浪速相撞。
    广乙趁机将鱼雷管瞄准了秋津洲,刚发出预备口令,敌舰的一发炮弹正中广乙舰首的鱼雷舱。
    当硝烟散尽,秋津洲茫然地发现,广乙不见了。
    浪速的舰长东乡平八郎则惊恐地发现,广乙竟鬼魅般出现在自己尾后,相距不过三百米。
    离一艘鱼雷舰这么近,东乡平八郎分明感觉到了死神的气息。
    要不是广乙的鱼雷发射器被打坏,东乡难逃一死。
    浪速横过身子,舷炮齐发,秋津洲也赶来助阵。两舰快炮短时间内倾泻了六百发炮弹,广乙官兵伤亡七十多人,力不能支,航速明显下降,转舵朝浅水区退避。
    日军欢声雷动,刚激动了两分钟,广乙还击的炮弹即命中浪速,摧毁了船上的备用锚。
    愤怒的东乡准备追击,却接到吉野要求转向合围济远的信号。
    被水手亲切地称为“黄鼠狼”的方伯谦,最大的优点是圆滑和惜命,以至于济远的逃跑也充满了黄鼠狼的风格——边跑边打。
    愤怒的水手王国成像吃了菠菜的大力水手,在舰尾操控150毫米炮接连命中吉野,打得坪井航三(吉野舰长)放慢了航速,向浪速和秋津洲求援。
    正好怡和洋行(英)的商轮高升号载着一千淮勇,带着木船操江号,往汉江驶去。
    高升挂着英国国旗。用这种方法运兵的确掩人耳目,但挡不住侵略者的如狼似虎。
    擦肩而过的同时,济远升起了日本国旗。很多人据此认为“黄鼠狼”想投降倭寇,这一点确属冤枉,人是为了示警。怕死归怕死,却不一定要当汉奸,毕竟妻儿老小还在故乡,田产家当尚在岸上。
    高升立刻转向,却因航速不敌,被吉野拦下。
    日军强迫英籍船长离舰,并发炮恫吓。英国船员见交涉无果,只好随日军上了吉野。
    了却了后顾之忧,吉野当场击沉高升。淮勇遍浮海上,泅遁无所,日军竟以机枪扫射,一时间白浪皆赤,流血漂橹。
    济远跑得比兔子还快,已然消失在海平线。广乙开到浅水区,日舰吨位大、吃水深,追过去铁定搁浅,只好鸣金收兵,挟持操江而去。
    由于失火严重,上岸后,林国祥命人摧毁广乙以免资敌,并在朝鲜官员的帮助下撤往平壤。
    丰岛之败传到北京,主战派又激动了,抛出一条挑战人类智商极限的方案:征集全国拖网渔船,堵塞长崎港口,困死日本海军。
    在翁同龢的煽动下,恨不得抡袖子御驾亲征的光绪罢了丁汝昌的官。李鸿章泣血上奏,慈禧出面干预,才改为留职察看,戴罪立功。
    天天被人骂“怯懦避战,纵敌养寇”,丁汝昌极其憋屈,多次向李鸿章请战。
    李鸿章一面安抚下属,一面上书光绪,说海军停购船炮久矣,技术落后,同倭舰驰逐于海上,胜负实未可知。与其负气一掷,不若令之游弋于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防守震慑。
    没有人比李鸿章更了解眼下的局势。
    中日即将展开较量的战场,从朝鲜半岛始,经辽东半岛、直隶平原,至山东半岛终,环绕渤海与黄海。其东端是双方争夺的目标朝鲜;西端是清廷的心脏北京。南北两端则分布着北洋水师的基地旅顺港(位于辽东半岛南端的大连)和威海卫(位于山东半岛东端的威海)。
    两相比较,清廷的劣势非常明显。
    首先是交通。朝鲜一公里铁路都没有,大清国全境也只有四百公里,这还得算上刘铭传在台湾修的一百公里。往朝鲜方向的铁路只通到山海关,出了关,清军必须步行开往战场,辎重转运全靠畜力。
    日本的铁路则早已超过三千公里,加上海运,行军速度远超清军。
    当然,中方也可海运,在威海上船,横穿黄海,直抵朝鲜半岛西岸,但这样做的结果丰岛之战已经告诉读者。
    日军的优势在于既可利用快船骚扰朝鲜半岛西海岸,又能在北洋水师作战半径之外的东海岸登陆,对驻朝清军实施南北包抄。
    更糟的是货币。中国用银,朝鲜用铜钱。战火一起,银铜比价大跌,银子在朝鲜的购买力仅相当于国内的一半。李鸿章不得不一边部署军事,一边从国内运铜去朝鲜就地铸钱、平衡物价。
    其实,清军并非毫无胜算。
    李鸿章最引以为豪的不是北洋水师,而是倾二十五年之力,苦心打造的北洋海防系统。
    除了旅顺港和威海卫,还有天津的塘沽口。三大要冲,互为掎角,固若金汤,拱卫京师。
    依托这套完善的海防工事,李鸿章的方略明白无误:战略上取守势,战术上派北洋舰队巡游渤海、黄海,威慑日军,使其不敢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发动奇袭和登陆。
    这样一来,不管日本在朝鲜半岛东海岸卸了多少兵,也只有正面推进,从鸭绿江打进中国。
    而只要拖上三四个月,冬季到来,渤海湾就会封冻,鸭绿江两岸的气温也将骤降到零下二十多摄氏度,耗死日军并非难事。
    控而不发、保船制敌的根本目的是将日军拖入持久战的泥潭,毕竟日本的经济实力有限,还因连年扩军负债累累,李鸿章又落井下石地命各海关停止进口日货,这对主要以中国为商品输出国的日本而言,可谓釜底抽薪。
    日本利在速战,而血气上涌的光绪极其配合地认为宣战已刻不容缓。慈禧觉得日本连英国人(怡和洋行)都敢惹,基本属于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也力主开战。
    死战平壤,左宝贵断肠
    8月1日,清廷对日宣战。
    日本大喜过望,亦于当日宣战。
    战火,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由袁世凯引燃的。
    虽说谁也无法阻挡日本并吞朝鲜的脚步,但没有袁世凯信誓旦旦的保证,李鸿章也不会下定决心派兵。而清军不入朝鲜,日本就打不成《天津条约》这张牌。在俄国眼皮底下悍然侵朝?天皇还得掂量掂量。
    当然,大头也是受害者。所谓“天朝尽管戡乱,日方绝不插手”的假消息是日本间谍放出的,为了制造和谐的出兵借口,倭寇确实绞尽脑汁。
    因此,对跑回天津的袁世凯,李鸿章嘴上不说什么,心里究竟不爽。
    正好时任直隶按察使的周馥负责前线的军需转运,人手不够,向李鸿章要人,他便命袁世凯去给周馥当副手。
    刚从鬼门关逃回来,又要去朝鲜?大头顿时一个脑袋两个大。
    其实,他更希望以另外一种方式杀回朝鲜。
    袁世凯曾委托在中央部委任员外郎的堂弟袁世勋帮忙运作。袁世勋是袁保恒的长子,利用父亲的人脉,他搭上了翁同龢。
    翁师傅向来不喜欢替人请托,却为了满足素未谋面的袁世凯率领数营上前线的“班超之志”专门入奏,可见其主战立场之坚定。
    然而,用兵任将的大权仍操诸北洋,为免令出多门,慈禧否决了翁同龢的提案。
    袁世凯只好打点行装上路。
    事实上,李鸿章安排淮军老人周馥去前线有给叶志超压阵的意思。而周馥本人,早就看穿了清廷的外强中干,料定胜算渺茫,暗示李鸿章最好急流勇退,保全名节(“当思曲终奏雅”)。
    但这显然不符合李鸿章一挺到底的性格。周馥也不再多劝,而是选择和幕主同舟共济。
    东北前线,周馥与袁世凯配合默契。虽条件极为艰苦,却仍出色地完成了清军的粮草供应。
    淮军之弊,袁世凯洞若观火。
    在给盛宣怀的电报中,他犀利地指出:
    洋人用兵,队形分为四排,第一排散开开火,败则退至第四排后整备,第二排前进接应,轮流不断。并且,部队后方十里驻兵设防,遏止退兵,整编残卒,即使败退也不至于溃散。
    我军操练时偶尔也照这种方法,临阵却用非所学,全按打土匪的法子,挑选一批奋勇当先的,骑马直奔向前,后面的不敢放枪,唯恐打到自己人。只靠冲到前面这数十人乱打一气,根本难以取胜。
    因为透彻,所以不抱希望。以袁世凯对日本的了解,他判定此战清廷绝无胜算。
    梁启超后来也说,甲午之败,是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的必然结果。
    而当唯一能打的淮军都被打光,山穷水尽的清政府将别无选择,只能以西法编练新式陆军。
    且不说大头在朝鲜练过新军,且不说日本人的嚣张让他深感拳头就是真理,单就“亡清”二字,已足以让袁世凯紧盯练兵的动向。
    而他的老对头,刚考上状元投入翁同龢门下的张謇,转而寻求的是另一条大道。
    宣战当天,慈禧从颐和园移驾紫禁城,百官跪迎。
    暴雨使路面积水颇深,官员们匍匐在路旁,衣帽尽湿。两膝浸泡在泥里,顶戴上的红缨淌下鲜红的水。
    张之洞的堂兄,内阁大学士张之万已年过八十,颤颤巍巍,久跪不能起身。慈禧的轿子经过时,她竟连眼皮都没抬一下,视若无物。
    人群中的张謇目睹此景,心如死灰。许多年后他说,就在那一刻,“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五年后,张謇办的大生纱厂的织机在南通初试啼音。
    9月15日,日军进攻平壤。
    平壤四周多沼泽,城高十米,以南门外宽阔的大同江为天堑,可谓地利无双。
    但弱点也很明显。玄武门(北门)外东北方向不远有一座牡丹台,是全城的制高点。站在牡丹台上俯瞰,平壤的大小街道一清二楚。
    因此,日军在牡丹台投入了近八千人,占总兵力的一半。
    天刚拂晓,玄武门外便枪声大作。清军奋勇作战,却无法抵挡日军的密集炮火,苦战至上午8点半,牡丹台陷落。
    清军退守玄武门,依托八十厘米厚的城墙垛口,激烈还击。
    尸体枕藉的城墙上,突然出现一位身形高大的军官——左宝贵。
    弹雨纷飞中,左宝贵头戴一品顶戴,身披御赐黄马褂,手持步枪,大声激励士兵们作战。
    他深知平壤已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故部下劝其换掉引敌注目的冠带时,左宝贵凛然道:
    穿朝服就是要让士卒们都看到我。敌人注目,又有何惧?
    战斗渐趋惨烈,城头上,伤亡官兵越来越多。左宝贵接替一个阵亡士兵操作哈乞开斯机关炮,对准日军扫射,自己也身中两枪。
    左右“劝其暂下,宝贵斥之”。
    于是,部下感奋,拼死抗敌,局面一度有所扭转。
    突然,一颗炮弹飞来,将机关炮击碎,铁管从左宝贵肋下贯穿。
    即便如此仍不退,裹创再战。终于又一弹飞至,左宝贵倒地不起。
    将士趋前查看,见其腹部被炸出一大洞,犹能言语。
    左宝贵望着硝烟弥漫的天空,思绪回到了三天前。
    战前会议上,叶志超召集众将,表示要暂避敌锋,以图后举。除聂士成外,多数将领附议。左宝贵愤然道:“大丈夫建功立业在此一举,至于成败利钝不必计也!”
    言罢即枕戈待旦,并密调亲兵监视叶志超,防止其逃遁。
    大战在即,将领们见日军来势汹汹,都主张弃城后撤。左宝贵怒骂道:“若辈惜死可自去,此城为吾冢也!”
    天空中传来久久不散的回响:此城为吾冢。
    左宝贵践履了自己的承诺,含笑而终。
    傍晚,平壤下起了倾盆大雨,双方休战。
    叶志超见玄武门失守,下令趁雨夜北撤。
    逃跑也就算了,问题是叶志超竟自以为是地派人通知日军,说明天一早我军即撤退,平壤让给尔等,望勿开枪。
    以为这样对方就会上当,真是蠢得让人心碎。
    当晚8点,暴雨如注。清军蜂拥出城,遭到日军伏击,尸积如山,道路为之埋没,溪流因之变色。淮军精锐死伤殆尽,包括盛宣怀的弟弟盛星怀。余者一哄而散。
    自此,中国军队在朝鲜半岛消失。
    利润挂帅的国企
    同一时间,辽东半岛南端的大连湾,北洋舰队已集结完毕。
    一周前,李鸿章收到叶志超求援的急电,立命驻守大连湾的河北镇总兵刘盛休率所部铭军四千人乘运兵船东渡至中朝边境的大东沟,登陆后驰援平壤。
    丰岛之战殷鉴不远,是以护航的舰队非常华丽,计有定远、镇远、致远、经远、靖远、来远、济远、平远、超勇、扬威、广甲、广丙和四艘鱼雷艇。
    9月14日,中秋节。
    威海卫是北洋海军的屯泊基地,与位于大连湾作为补给站的旅顺港遥相呼应,共同扼守渤海门户。
    海上生明月。
    丁汝昌心头升起的却是不祥的预感。
    吃完月饼,船,就该起锚了。
    刘公岛上站满了送行的家眷,同水兵挥手作别。
    当时只道是寻常,孰料此别成永别。
    翌日,当舰队开抵大连的同时,平壤陷落。更悲催的是,日本联合舰队收到侵朝陆军来电,说在平壤搜到一封叶志超写给刘盛休的信——运兵计划全盘暴露。
    于是,毫不知情的北洋舰队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繁忙的装煤作业扬起阵阵黑烟,丁汝昌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苦笑。
    同样的表情也出现在刘步蟾脸上。
    驱动北洋战舰的煤都是形同散沙的劣质碎煤,供自开平煤矿。
    位于唐山的开平煤矿是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煤矿,在李鸿章的助手唐廷枢的经营下,一度风生水起。
    结果继任总办张翼把牌子搞砸了,最后还被英国人给骗了去。
    张翼以奕譞侍从的身份爬到国企高管的位置,开始干最擅长的事——与民争利。
    当然你会问,人丁汝昌也是体制内,开车还挂军牌的那种呢。
    这你就不懂了,天朝官场的第一法则便是:没有道理可言。
    正因如此,同乏善可陈的西方史比起来,中华民族的历史总是扣人心弦,充满刺激。
    这一回被刺激到的是丁汝昌,他愤然致书张翼,说“煤屑散碎,烟重灰多。难壮气力,兼碍锅炉”。
    最后警告张总办:“再塞责海军,就全数退回,并禀报李鸿章。”
    报谁也没用,海军出不起高价,在张翼看来只配用劣煤,好煤还要留着卖钱呢。
    更严重的问题是弹药。
    北洋水师的炮弹分为榴弹和实心弹。榴弹弹头内装有炸药,靠击中敌舰后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实施打击。
    实心弹说白了就是教练弹,以砂土填充,用于打靶练习,不会爆炸。射出去后你唯一能做的便是祈祷它击穿敌舰水线,造成沉船。
    残酷的事实是榴弹极为匮乏,里面的炸药也跟你过年放的鞭炮区别不大,都是黑火药。
    而日本经工程师下濑雅允研究,已成功仿制黄色火药,命名为“下濑火药”。
    此药赖就赖在燃烧力极强,遇铁都燃,难以扑灭,威力比TNT大,还散播毒气,整个一杀人不眨眼……
    鸭绿江口的大东沟水深较浅,不仅定、镇二舰开不进去,便是铭军乘坐的运兵船也只能停在深水区,等待民船接运。
    刘盛休悲哀地发现负责此事的东边道道台只应付差事地安排了二十几艘小木船,等接完,日军估计都打到紫禁城了。
    这还是李鸿章百般催促的结果。都说专制比民主效率高,天朝的办事效率却是令人发指。
    刘盛休顾不上愤怒,立刻安排转乘。一时间,大东沟人声鼎沸,战马嘶鸣。
    夜幕降临,已经登岸的军队开始架设营帐。炊火沿着鸭绿江岸向远处延伸,灯光通明的军舰像拔海而起的大厦,环卫着繁忙的大东沟。
    19点30分,水兵们严格按照刘步蟾制订的规章,有条不紊地取出吊床,在工作岗位附近张挂;
    20点30分,全天最后一次卫生清扫。满面尘灰的锅炉舱士兵在专门配置的浴室里沐浴更衣;
    21点30分,各舰大副巡查全舰后,所有人进入睡眠。
    德国顾问汉纳根却发现,定远舰尾,丁汝昌办公室的灯一直亮到了深夜。
    联合舰队也出发了。总司令海军中将伊东佑亨率领本队的松岛、严岛、桥立、千代田、扶桑、比睿和第一游击队(总指挥海军少将坪井航三)的吉野、秋津洲、浪速、高千穗,带着吨位仅600的炮艇赤城和由商船改造的西京丸向大东沟进发。
    赤城吃水浅,便于在登陆区侦察,而西京丸上更是坐着海军系统的一把手——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
    淡定到像狩猎一样轻松,皆因日方没料到护个航北洋舰队的主力竟倾巢而出。没辙,都是让丰岛之战给逼的。
    天亮时,只有不到一半的清军登上了海岸。
    水兵们收好吊床,擦完甲板,开始进餐。
    军官的餐桌上摆着以西法烹制的鸽子肉,银质的刀叉一尘不染地搁在漆有“定远”徽标的餐盘旁。
    致远舰上,众人正围着邓世昌给他过四十五岁的生日。
    丁汝昌催促刘盛休尽快卸兵,刘步蟾则望着漫天的煤烟神色忧虑。
    联合舰队正以8节的航速缓缓接近。
    海不扬波,几只白鸥悠闲地飞过。同样悠闲的还有日军官兵的心情。
    旗舰松岛上,海军大尉木村浩吉在日记中写道:“是日拂晓,天气晴朗,微风徐徐。”
    闲适的他甚至和人下起了围棋。一局未毕,便有人跑进来道:“发现船只!”
    此刻,时钟指向10点30分。劣炭燃烧产生的滚滚黑烟使日军比中方早了一个半小时发现敌情。
    木村浩吉兴奋地跳了起来。和所有人一样,他以为大东沟就几艘运兵船和护航的小舰,待离近时才发现是北洋水师的全部精锐!
    伊东佑亨下令午饭提前,就餐后马上进行战斗准备。
    中午12点,镇远的瞭望兵发现日舰煤烟。十分钟后,一个洋员冲进定远的军官餐厅,用英语喊道:“TheJapaneseareinsight,sir!”(“先生们,发现日军!”)
    那些年,一起意淫的定远
    丁汝昌登上飞桥(观测平台),接过下属递来的望远镜,看了好一阵才缓缓放下。
    利用浅水优势,使海战在大东沟附近爆发,显然对机动力不强的北洋舰队有利。然而,登陆还在进行,果真如此,运兵船势必遭到荼毒。
    丁汝昌没有忘记此行的任务,长期以来的压抑也化作满腔的愤怒。
    他下令起锚,迎战日军!
    其实,伊东佑亨比丁汝昌还恐惧,他面临的毕竟是一艘长95米、宽18米,装备4门305毫米克虏伯巨炮,编制360人的庞然大物(定远)。
    要知道,“捕捉定远”一直是日本小孩最钟爱的游戏;
    要知道,军歌《定远还没有沉吗》在东瀛传唱已久;
    要知道,直到公元2000年,中国才首次出现吨位超过定远的军舰。
    为了克制定远,日本专门发行公债,请法国设计建造了“三景舰”(松岛、严岛和桥立,为日本著名的三景)。
    旗舰松岛,为了跟定远的巨炮较劲,极为勉强地安了一门320毫米的主炮。
    问题是人定远吨位7500,它还不到4300。66吨的主炮往上面一放,比大头娃娃还滑稽。
    头重脚轻的设计导致主炮转动时舰体会侧倾,遇到恶劣海况更是不敢转,否则会翻船。
    一系列问题使得十分钟一发的理论射速降低到一小时一发,主炮完全成了摆设。
    反倒是两舷各六门的120毫米阿姆斯特朗速射炮在实战中发挥了作用,每分钟5发的射速打得清军满地找牙。
    这就涉及到阵型问题。
    许多事后诸葛亮把黄海之败归咎于丁汝昌不懂海战,采用了愚蠢的阵型,其实是以蠡测海。
    PC游戏《大航海时代》上来就教玩家“T字打法”,即海战时尽量使舰队横排成T上面的一横,以密集舷炮攻击敌军。反之,如果你首尾纵列成T下面的一竖那就悲剧了。
    由于火炮密布军舰两侧,故传统海战打法非常单调。交战时双方都排成一横,一舷射完后调转船头射另一舷,射完的一侧则借此装弹,周而复始。
    19世纪中叶,铁甲舰的出现改变了海战的格局。
    1866年的利萨海战,交战双方意大利和奥地利都编有铁甲舰。意大利采取传统战术,奥地利则将舰队排成人字形,以舰首对敌,先用大口径主炮狂轰,再如一把尖刀插入意军。
    最后,意方旗舰被奥方旗舰的撞角拦腰撞沉,海战从此进入了新纪元。
    以舰首炮替代舷侧炮,用口径换数量的理论方兴未艾,主张回归传统的呼声便随之兴起。
    对北洋水师来说,定、镇二舰装甲厚重,两侧没有太多空间布置舷炮,首尾倒是合计有八门305毫米巨炮,而致远、靖远又是典型的轻快巡洋舰。因此,以雁形阵切割敌阵后各个击破成为丁汝昌制订的作战方案。
    日军没有定、镇这样的战列舰,但机动力强。伊东佑亨将舰队分为本队、第一游击队和西京丸—赤城三个战术小分队,下令在北洋舰队面前反复周旋、掉头,集中发挥巡洋舰的舷炮优势。
    丁汝昌则令两舰为一个战术小分队,共分为五队。
    每小队长舰位于前方,僚舰位于右后方四十五度角相距四百米处,避免误伤和碰撞。以定远—镇远小队为中轴,往左是致远—经远和济远—广甲小队,往右是来远—靖远和超勇—扬威小队。中轴一马当先,两翼依次靠后,呈一扇面,鱼贯而前。
    弱点在右端的超勇和扬威身上。
    采购之初,两舰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无防护撞击巡洋舰,英国人命名为“金牛座号”和“白羊座号”,正是取这两种动物头上长角之意。
    可惜,所谓的“之初”已是十几年前,在19世纪末日新月异的军备竞赛狂潮中,吨位不足1400的超勇和扬威显然廉颇老矣,装甲和火力也远逊于致远、靖远。
    当然你会说,人广乙才1000吨,也不影响她以小搏大。
    问题是广乙的定位是鱼雷舰,而年久失修的超勇、扬威则是撞击舰。
    速度是撞击的生命,但在这两艘行将报废的弱舰上,锅炉兵便是使出吃奶的劲铲煤,也只能将航速冲到7节。
    这直接拖慢了北洋舰队的整体速度,以至于伊东佑亨紧张得掌心冒汗:这么慢,丁汝昌在玩什么诡计?
    炮弹短缺、军舰老化在伊东脑海里近乎天方夜谭——除非他有机会到超勇、扬威热浪滚滚的轮机舱亲眼看一看清兵是如何挥汗如雨地作业的。
    定远舰的甲板上已铺沙蓄水,防止火灾。易碎物品全部弃置,舢板一概卸走,因为高升号的遭遇告诉大家:如果你不幸落海,基本不用幻想日军施救,还要防止他用机枪扫射你。
    被拆除的还有用来悬挂信号旗的横桁。
    在没有对讲机的时代,原始的旗语号令即使日常指挥一支延绵数海里的舰队航行都显得力不从心,更遑论炮火纷飞烟雾弥漫的战场上。
    因此,丁汝昌下达了三条守则后,便不再寄希望于脆弱的信号系统:
    一、各分队必须同进同退,攻守相助;
    二、战时舰首必须始终指向敌舰;
    三、各分队必须跟随旗舰行动。
    丁汝昌的策略是以不变应万变,旗舰本身的行动就是最高指挥。他要始终不渝地贯彻直插联合舰队军阵的战术。
    可惜,左翼末端的济远—广甲分队在方伯谦的带领下,越开越慢,最后干脆躲到了镇远后面。交战伊始,北洋舰队便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
    桅盘里,测距员手持六分仪,紧张地测算着敌距。
    “一万米!”
    “八千米!”
    “六千米!”
    飞桥上,刘步蟾戴好水兵递来的耳棉,闭上眼睛,鼻尖轻嗅着略带湿气的海风,思绪飞回到了普利茅斯大学的校园里。
    彼时的他,喜欢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崇拜伟大的探险家詹姆斯·库克。
    从那时起,他的梦想就从未改变。希望有朝一日率领一支强大的海军,像16世纪的英国人全歼西班牙无敌舰队那样,痛击倭寇。
    而这一刻,终于到来了!
    镜头从坪井航三举着的望远镜迅速拉回到定远舰的飞桥。刘步蟾蓦地睁开双眼,目光如炬。
    挂彩的丁汝昌,逃窜的扶桑
    12点50分,定远舰枪炮大副(从四品守备衔)沈寿堃一声令下,天崩地裂的巨响顿时划破了宁静的黄海,射程近八千米的右前主炮一颗三百公斤的炮弹,以每秒五百米的初速旋转着飞出炮膛。十秒钟后,擦着吉野左舷落水,海水登时腾高数丈,吓得坪井航三心肝胆欲裂。
    以定远动作为号令,各舰相继开火。炮弹在空中划出道道轨迹,呼啸着向日军飞去。
    迎风招展的龙旗下,丁汝昌和汉纳根并排而站,兴奋地观察着战况。
    中方的军舰一律是深灰色,日方则是白色。二十多艘钢铁战船在广阔无垠的海面上相互推进,蔚为壮观。
    冰雪般洁白的水柱此起彼伏地出现在日军的舰阵中。突然,松岛号引以为傲的320毫米巨炮被击中,一炮未打便宣告下马。
    日军的速射炮射速虽高,射程却短,故伊东佑亨一直强调距离三千米以内才准开火。
    结果,联合舰队的官兵都成了忍者神龟,冒着弹火,发扬黄继光精神,默默地前进前进前前进。
    一游(第一游击队)终于憋不住了。
    秋津洲、浪速和高千穗在吉野的率领下冲到了清军右翼。
    面对高速驶来的一游,超勇、扬威以老旧的250毫米舰首炮迎击,怎奈射速只有可怜的三分钟一发。
    很快,三千米的生死线到了。
    压抑已久的弹雨朝超勇、扬威疯狂地倾泻。
    熊熊烈火,在超勇上四散蔓延,吞噬了无数年轻的生命。
    超勇舰底的轮机舱更是成了人间炼狱。为了防止火灾蔓延,通往上层甲板的通道全部封闭,炎热炙烤着所有人,完全失去了生还希望的轮机官兵,在总管轮黎星桥的带领下坚守岗位,完成最后的使命……
    扬威竭力发炮支援,打中吉野后甲板,两死九伤。随即又命中高千穗,引燃了几颗装填下濑火药的炮弹。黄烟阵阵,眼看火焰就要烧到弹药库,几个尉官疯狂地大喊大叫,组织水兵死命转动消防泵灭火,方才躲过一劫。
    扬威之威,如白驹过隙,很快便遭到反击,燃起了灾难性的大火,舰体开始倾斜。
    虽然距离最近的来远、靖远开炮遥助,超勇和扬威却已自顾不暇,且战且退中逐渐掉队。
    下午1点,伊东佑亨下令本队开炮。
    战前,双方舰队都从弹药库提取了大量炮弹堆放在甲板上、火炮旁,虽有连锁爆炸之虞,却提高了火力密度。
    1点10分,战斗进入白热化,连只适用于近战的哈乞开斯机关炮也开始轰鸣,双方互有死伤。
    忽然,一枚后来引发无数争议的炮弹击中了定远的飞桥,丁汝昌和汉纳根同时震倒在地。
    木质的甲板被炸碎飞起,又重重跌落,砸中丁汝昌左腿。火苗立时蹿起,烧伤了他的脖子和右脸。
    水兵赶紧帮丁汝昌脱掉燃烧的衣服,准备扶他去军医室,遭到拒绝。
    丁汝昌蹒跚着来到首楼,强忍伤痛,在人来人往的主通道边坐下。每有士兵从旁经过,均投之以亲切微笑,宽慰鼓励。
    刚包扎完伤口的洋员戴乐尔看到这一幕,深为感动,上前同丁汝昌握手,相互勉励。虽说这个英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也许只是为了高薪而非国际主义精神,但此刻,他不失为一名英勇的军人。
    然而,这并不影响他满嘴跑火车。
    从降旗事件不难看出,刘步蟾根本不把这帮洋顾问放在眼里,而李鸿章不支持琅威理实际上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之所以要聘请洋员装点门面,一则可以唬唬朝中大佬,二来为丁汝昌找了个挡箭牌,一有风吹草动便拖出来垫背。
    在北洋老兵的印象中,洋员的水平确实不咋样。
    作为一只代罪的羔羊,戴乐尔显然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对刘步蟾指指点点,心怀不满,并在回忆录里写小说,说刘步蟾趁丁汝昌不备,下命开炮,震塌了飞桥,想摔死自己的上司取而代之。
    这么狗血的剧情估计清穿剧的编剧都想不出来,但因符合中国人对官场阴谋的想象,竟至以讹传讹。
    伊东佑亨见轰得如此精准,非常激动,下令本队转舵向左,快速掉头后重新越过北洋舰队阵前,以左侧舷炮再战。
    结果,队尾的比睿(2200吨)和扶桑(3700吨)因为跟不上速度,掉队了。
    两船造于二十年前,是风帆向蒸汽过渡的产物,比睿甚至还保留着三面大帆。装备则以克虏伯炮为主,没有速射炮,航速也只有8节。
    一起被抛之脑后的还有赤城和西京丸。后者眼见形势不妙,卖命地追,终于赶上了本队。
    留下了本次战场上最弱的弱舰赤城。
    代替丁汝昌指挥作战的刘步蟾显然注意到了日军的破绽。
    于是,比睿的官兵惊恐地发现,亚洲第一巨舰定远像冰山一样飘了过来,距离右舷不到七百米,尾随而至的还有经远。
    更令人绝望的是,即使比睿的炮弹打中定远厚实的舰身,也如橡皮球扔到墙上一般,弹回水中。
    舰长樱井像输红了眼的赌徒,准备放手一搏。
    从明智光秀开始,日本就不缺冒险家。天天地震,朝生暮死的生存环境造就了日本人爱走极端的性格。
    但樱井的决定还是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他下命,迎着定远开过去!
    日舰扶桑,实力较强,非但不掩护友军,反而趁机逃跑,追赶本队,战后还在报告中写道:舰长从容不迫地左转,为我国海军保住了一艘价值三百万日元的军舰……
    杰克船长
    定远经远,两舰并行,争相开火,步步惊心。
    遍体鳞伤的比睿像发狂的斗牛直扑而来,竟钻进了两舰之间的“巷道”。
    樱井松了口气——至少躲过了定远那摄人心魄的巨炮。而身处两舰之间,对方因担心误伤友军,不得不投鼠忌器。
    果然,炮声偃旗息鼓,定远无奈地用哈乞开斯机关炮俯射比睿。
    露天甲板上,比睿的官兵抱头鼠窜,碎片四溅纷飞,视觉效果堪比《黑鹰坠落》。
    问题在于,这么打你就是把比睿打成比熊,也打不沉。
    和刘步蟾一道留学英国的经远管带林永升怒了,下令舷炮开火。
    150毫米克虏伯炮弹携带着怒火在极近距离击中比睿,立毙四人,血肉横飞。
    樱井紧闭双眼,等待着人生的谢幕。
    等了半天,发现鸦雀无声,属下进来报告说经远停止了射击,正在一步步贴近。
    樱井跑至甲板,赫然看到经远舰上出现了一批身着红色制服,手持大刀长矛和绳索跳板的清兵。
    这回轮到他大跌眼镜了。
    跳帮厮杀是一种浪漫而原始的战术,也是《加勒比海盗》里约翰尼·德普耍帅把妹的必备绝活。
    冷兵器时代,双方战船要是觉得对轰不过瘾,距离又足够近,便冲上去肉搏一番。解恨的同时还展现了男人野性的魅力。
    普利茅斯的熏陶让林永升觉得,用古老到快要失传的跳帮生擒一艘敌舰,远比击沉它更具英雄主义色彩。
    定远的机关炮也停了下来,刘步蟾显然明白老同学的意图。
    明晃晃的大刀逼急了樱井,他下令所有炮口对准经远,齐射阻挡,并加速离开“巷道”。
    林永升低估了樱井的意志。比睿一番死战,逃出生天。
    面对茫茫大海,樱井惊魂未定,两条翻滚的水波便如影随形,急速而来。却是经远发射的鱼雷。
    不得不承认比睿的好运,擦舷而过。
    额手相庆的樱井没有发现,定远的305毫米尾炮在液压的驱动下已完成180度旋转。黑洞洞的炮口对准了比睿。
    19世纪的战舰,因装备沉重、空间有限,战时往往将舰尾的军官餐厅改为军医室,宽大的橡木餐桌则正好用来当手术台。
    此时,比睿的军医室充满了肝肠寸断的哀号,地板上防滑的砂土已被血染成了红色。
    伤员和军医都没意识到,更大的灾难即将降临。
    但闻一声雷鸣般的巨响,比睿舰尾顿成炼狱。十九人当场被炸死,包括两个大尉。三十多人重伤,后部甲板坍塌,下濑火药也被引爆。
    镇远不甘人后,随即也发射了一枚305毫米巨弹。几乎所有人都认定比睿在劫难逃。
    可惜,炮弹没能炸响,是一枚令人痛心疾首的实心弹。
    比睿拖着浓烟,仓皇消失在了缭绕的战火中……
    结果就轮到赤城悲剧了。
    北洋舰队追击大小不足定远四分之一,吨位不及定远十分之一的袖珍艇赤城的场面整个儿一“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
    倒不是欺软怕硬,只是刘步蟾一直没搞明白日军带这么小一艘船来干嘛。卖萌?耍贱?赤城吭哧吭哧地逃跑,也不像啊。
    最后他恍然大悟:肯定是运兵船。
    考虑到此行的任务是掩护铭军登陆,“运兵船”赤城立马成为清军攻击的重点。
    巴掌大点地儿还装了四门120毫米炮和六门哈乞开斯,赤城的甲板显得拥挤不堪。
    司令塔里的舰长阪元急得就差拿扩音器大喊:“我不是运兵船,我不会武功。”
    围剿赤城已成共识,连广甲都来了,济远还在聚精会神地打酱油,躲得远远的。
    一颗由定远发出的150毫米炮弹划过一段长长的抛物线,正中赤城。两个炮手、六个水兵当场被炸死,阪元的脑袋被弹片击碎,冲击波把他半截身子冲进了海里。
    海军大尉佐藤立刻接替舰长指挥赤城,全神贯注地跑。
    已多次中弹的后桅又被击中,轰然折断,军旗随之而落。
    然而赤城上的官兵并没有陷入混乱。
    不屈一:军旗被改升到了前桅;
    不屈二:后桅残留部分,一根细长的木杆被插了进去。另一面军旗也缓缓升起。
    多舰在近距离都无法压制一艘炮艇,北洋水师火力之弱,可见一斑。
    远处的比睿由于火情严重,放弃了跟上本队的念头,转向南行。一直追赶比睿的赤城也随之转舵。
    吨位2900的来远穷追不舍,舰上的水手陈学海后来回忆说:
    弟兄们劲头很足,都想跟日本人拼一下。我和王福清两人抬炮弹,一心想多抬,上肩就飞跑。正跑着,一颗炮弹打过来,在附近爆炸。弹片把王福清的右脚后跟削去,他竟没有察觉。仗快打完了,我见他右脚一片红,问怎么了,他低下头一看脚,才站不住了。
    距离三百米时,来远200毫米的舰首炮击中赤城。
    所有人都以为赤城死定了。然而,幸运女神再次光顾日军。
    受舰首对敌作战思潮的影响,来远没有配备大口径尾炮,而是在舰尾的狭窄空间里安装了大量的机关炮。
    于是,边跑边打的赤城,用尾炮盲打误撞地击中了来远堆满小口径炮弹的舰尾甲板。
    接着便是毫无意外的连爆、燃烧、火海。
    赤城侥幸捡了条命。
    火爆唐人
    被一游打残的超勇和扬威却没这样的好运。
    在陈学海的记忆中,这两艘船开炮都会掉铁锈,也许,战死黄海是它们最好的归宿吧。
    为了不祸及正在登陆的清军,两舰都没有选择较近的浅水,而是往离大东沟更远的大鹿岛方向驶去。
    结果就让火魔给吞噬了。超勇管带黄建勋和一百多名官兵一起沉入到了冰冷的海底。扬威伤痕累累,也行将就木。
    大东沟。
    登陆极其迟缓,一涨潮便更加费事。
    刘盛休在给天津的回电中沮丧道:“恐十日方能下清,心甚焦灼。”
    眼看战局不利,护卫近海的平远舰带着广丙和四艘鱼雷艇起锚了。
    大东沟只留下了镇中和镇边两艘蚊子船作为最后的防线。
    蚊子船不是军舰,是以小船搭载陆军火炮的水上移动炮台。
    而吨位2600的平远虽说是新船,但却是“远字辈”里唯一的国产舰,由福州造船厂根据法国对“三景舰”的设计仿造而成,长仅六十米(小于超勇),宽却有十二米(仅次于定、镇),显得五短三粗。装甲倒挺厚,航速却只有8节,火炮也不过三门(120毫米)。
    和吨位1000、航速16节的广丙编在一起明显不协调。
    同样不协调的还有联合舰队。
    搞沉了超勇的一游非常得意,坪井航三决定右转绕到北洋舰阵后方,反复旋转,以舷炮射击。如此,便同对面的本队形成腹背夹击之势。
    这和伊东佑亨的想法不谋而合。
    结果还不如不合。
    对自己的灵光一闪颇感激动的伊东佑亨随口喊道:“让一游掉头!”
    本意显然是右转掉头,但由于少了“右转”两个字,产生歧义,司令塔外的信号兵挂上了“一游回转”的信号旗。
    接到属下报告的坪井航三迷惑不解,但还是执行了本队的命令。
    伊东佑亨大吃一惊,旋即反应过来:信号旗搞错。
    既如此,便将错就错,让一游在正面,本队加速绕到北洋舰阵后方。
    两队交错驶过时,伊东佑亨估计狠狠地瞪了一眼对面的坪井航三:太不默契了!
    由于本队和一游往相反方向驶离,像拉开的帷幕,将一直在外侧逡巡的西京丸暴露在定远面前。
    改自商船的西京丸长得比赤城还像运兵船,刘步蟾没有丝毫犹豫,下令开炮。
    305毫米弹摧毁了西京丸的舵机,桦山资纪只好派身强力壮的水手努力转动十二柄备用的人力舵轮,艰难走避。
    与此同时,平远和广丙如猛虎下山,冲入战场,谁也不理,直奔松岛而去。
    镜头切至广丙闷热的轮机舱内,满头大汗的二管轮(负责轮机,位次于总管轮和大管轮)黎元洪正忙碌地指挥锅炉兵作业。
    凭借高速,广丙先于平远到达松岛左舷。
    后来任北洋政府海军总长,因倒戈护法而名动一时的广丙管带程壁光,此刻正酝酿一套声东击西的战术。
    猛烈的炮击转移了松岛的视线,殊不知广丙舰首甲板下的鱼雷室,两条鱼雷已蓄势待发。
    可惜,鱼雷在当时属于尖端科技,技术还很不成熟,理论射程不到四百米,实战中更是要一百五十米内才有较高的命中率。
    由于松岛和其后的千代田火力过于密集,一张可怕的火网死死地拦住了广丙前行的步伐,程壁光只好暂避锋芒,另寻战机。
    平远倒是以舰首的260毫米克虏伯炮命中松岛,却因又是实心弹,只杀死了一个少尉和三个水兵。
    松岛迅速反击,六门速射炮打出一招“满天花雨”,平远的260毫米炮被当场打残。
    负伤累累的平远明显不敌松岛,携广丙悻悻地驶出了众人的视野。
    两船都是半残,却遇到了更惨的西京丸。被定远重创的它,右舷水线出现了一道裂缝,只能靠木板临时堵漏,苦苦支撑。
    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平远果断出击。
    桦山资纪紧闭双眼,开始懊悔自己要求跟随观战的愚蠢决定。
    西京丸舰长鹿野下令以舰首对敌,让薄弱的舷侧躲离敌军炮火。忽然,瞭望兵大喊:“鱼雷艇!”
    四艘跟随平远而来的鱼雷艇分别是福龙、左一、右二和右三。从如此山寨的名字不难看出,鱼雷艇要比鱼雷舰(广丙)小得多。
    其中,左一、右二和右三在路过超勇失事地点时停下来搜救幸存海员,西京丸看到的是实力最强的福龙。
    福龙者,福建之龙也,长四十二米,最宽处仅五米,吨位只有120,航速却达到惊人的24节。
    不用羡慕。当你坐到福龙狭长低矮的空间里,以四十五公里的时速在海上玩儿漂移时,那感觉跟坐欢乐谷的太阳神车没啥区别。
    艇首甲板下的狭小空间里,两个水兵负责发射鱼雷。这两人是看不见外界情况的,发射时机不由他们决定,而要等待来自司令塔的命令。
    所谓的司令塔,也只能容纳两人,一个操舵的水兵,另一个便是留美幼童、福龙管带蔡廷干。
    福龙装有三具鱼雷发射管,其中两具固定在艇首两侧,需要靠整船来瞄准,故指挥航向的蔡廷干事实上还担负着瞄准员的重任。
    剩下一具安装在艇尾细细的中轴线上,倒是可以旋转,但操作时发射手必须把自己绑在鱼雷管上,耍杂技般悬空于艇外,冒着炮火高速前进。
    留美期间,美国学生喜欢给他们的东方同学起绰号。性情刚烈、行事勇猛的蔡廷干被称为“火爆唐人”——冥冥之中似乎注定了他要登上这艘敢死艇。
    艇首高昂的福龙破浪而行,时隐时现,宛若蛟龙,直指西京丸侧舷。
    一阵阵波浪涌上福龙甲板,海水不断从司令塔的观察口灌入,却遮不住蔡廷干坚毅的目光。
    福龙无福
    随着距离的接近,西京丸的机关炮在福龙四周打出密密麻麻的水柱。
    没有任何预兆,福龙射出的一发鱼雷在海中划出一道白练,冲西京丸飞驰而来。
    三百米的距离,几乎不容鹿野思考。他条件反射般命全舰转舵,舰首冲福龙驶来的方向,全速前进。
    当然你会问,这样不是死得更快吗?
    不一定。
    就像充满奇迹的古龙小说一样,每当读者觉得“再不挂就没天理了”时,高手总能使出独门绝技,起死回生。
    鹿野此举是近距离规避鱼雷的最后一招,教材上提起时往往备注说“不到万不得已不建议采用”。
    对准鱼雷急驰,船头激起的浪涌会将鱼雷推开。虽说冒险,但考虑到2900的吨位在那摆着,并非全无可能。
    即使如此,甲板上目睹这一切的人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
    鱼雷最后在离右舷一米处擦过,鹿野以手加额,长吁了口气。他不知道的是,福龙紧接着还发射了一枚,蔡廷干意图用两发鱼雷彻底置其于死地。
    可惜,第二枚是在西京丸转向过程中发射的,精度不高,在距目标四米处抱憾错过。
    空间所限,除了安装进管的鱼雷外,鱼雷艇上一般再无其他库存。日军又躲过一劫。
    西京丸上,所有人都欢欣鼓舞,鹿野却疑惑地发现,福龙没有丝毫退缩的迹象,竟迎头驶来。
    自杀式袭击?这可是日本人的专利啊。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鹿野慌了,毕竟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求死的不怕光脚的。
    一百米。
    六十米。
    西京丸再次侧转,舷炮齐鸣,以百分之百的命中率狂轰滥炸,却吓不退海贼王附体的福龙。
    三十米!
    篮球场的长度。
    西京丸上爆发出一阵惊呼。
    福龙猛然向右急转,艇身扫出的浪花甚至溅上了西京丸的舷栏。
    掉头的同时,福龙甲板上出现了几个水兵,用机关炮掩护其中一个跑到尾部的露天鱼雷管处。
    两船再次相距五十米时,鱼雷管已旋转了一百八十度,果断地发射了最后一枚鱼雷!
    如此之近的距离,再不中,除非山无棱天地合,冬雷震震夏雨雪。
    福龙响起了胜利的呐喊。而西京丸上,桦山资纪顾不得失态,凄凉道:“吾事已毕!”
    鹿野从未如此真切地观摩一颗鱼雷是如何激射而出的,他甚至无比清晰地看到福龙甲板上中国士兵振奋的表情。
    桦山资纪瞑目待毙,耳畔是一片死寂,除了沉重的心跳。
    十秒,六十秒,两分钟!
    桦山资纪发现自己还活着,西京丸安然无恙。鱼雷竟然没有爆炸!
    科学解释是,当时的鱼雷在入水后,要经过深浅机的一番上下调整,才能达到预定的定深。这个过程中,鱼雷在水里的轨迹是一条上下起伏的正弦曲线,航行一百米后才能调整完毕,以直线行进。
    五十米的距离,显然鱼雷还没跑完调整的过程。但以西京丸较深的吃水而论,即使鱼雷乍起乍伏,命中率仍然很大。蔡廷干觉得,既然是最后一搏,宁近勿远。
    结果鱼雷居然沿着西京丸横截面的弧度划了一个半圆,在另一侧浮出水面。
    运交华盖,奈何奈何。天公不助,专制之国。
    至下午三点,战斗已持续了两个小时。清军的炮弹眼看告罄,日军却仍旧充裕。不远处,美国哥伦比亚号商船正巧路过,船员在望远镜中看到这样一幅画面:
    一团团又大又浓的黑烟,没有风把它吹散。透过烟雾,那些巨大的战舰摇摇晃晃的样子隐隐呈现,如同许多发怒的巨龙在喷吐火焰。压倒一切的,是震人心弦的炮声,如雷电交加,响彻云霄……
    定远。
    一颗日本炮弹突然落在堆满了机关炮弹的一处甲板上,周围的水兵担心连环爆炸,无不四散避开。恰好两个军乐队的男孩抬着一颗150毫米弹经过,见到险状,其中一孩随众躲避,另一个则怒目而视,跟红色电影里的儿童团团长似的。
    小英雄不顾危险,独自一人拖拽着笨重的炮弹向舰尾的150毫米炮位艰难挪动。
    执着无畏的身影感动了围观人群中的戴乐尔,他上前帮助小孩抬起了炮弹。
    与此同时,英国顾问尼格路士被弹片击中,血流不止。他拒绝去军医院,而是索要了一些吗啡,忍着剧痛留在甲板上,直至战死。
    无论汉人洋人,人性,是复杂的。
    环绕定远舰体的,是均厚35厘米的铁甲,扎实的双层设计缔造了永不沉没的神话。
    然而,百密一疏,舰首的锚链孔周围,装甲只有7.5厘米厚。
    问题是如此隐秘而细小的弱点鲜为人知,知道了也不一定打得中——除非他开外挂。
    可好运来了神都挡不住,此役基本属于上帝握着日军的手在开炮。由扶桑的一门240毫米克虏伯炮发出的炮弹正中锚链孔下方,穿甲而入,轰然炸响。
    不同于它舰,定远在舰首甲板下有专门的军医院。把伤员安置在最前面,德国人的设计思路令人费解。同样不解的刘步蟾早就下令医生和伤兵转移到靠后的铁甲堡内,这才降低了人员损失。
    下濑火药烧毁了药橱和病床,烈焰顺着梯道舱口向外蔓延。很快,舰首便陷入到一片火海之中,黄烟和黑烟混在一起,咫尺莫辨,定远的炮火被迫停滞下来。
    像一头吐火的困兽,浓烟滚滚的定远极大地鼓舞了日军的士气,是个倭寇都明白击沉这艘巨舰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于是,一游和本队前后包抄,快速接近。每条船、每处炮位、每个日兵都疯了一般朝定远开火。
    邓世昌的逆袭
    焦头烂额的刘步蟾一边指挥操舵,一边组织灭火自救,全然没注意到左翼的致远已悄然超过本舰,在一个中年军官的率领下挺舰而出。
    邓世昌。
    拔刀相助的还有镇远。
    但镇远有铁布衫护体,而致远(2300吨)的定位是轻型巡洋舰,排在邱宝仁的来远和林永升的经远(重型巡洋舰)之后。
    面对强大的一游,致远的舰体多处被击穿,一些伤口更是出现在水线附近,海水大量灌入船内,最终竟至三十度右倾。
    危急存亡之秋,邓世昌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为之惊叹的决断:
    倭船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成功!
    接下来的事,妇孺皆知。
    邓世昌屹立于飞桥之上,大声激励着将士。航速已超过20节,直指吉野。一段壮烈的征程展现在哥伦比亚号船员的视野中:
    致远不断用水泵抽水,因为我们看到水从该舰两侧倾流入海。甲板上的大炮不停地射击,直到它沉没为止。最后,它的舰首完全淹没在水中,船尾在海面上高高翘起,露出转动的螺旋桨,渐渐消失。定远、镇远试图援救它,但是太迟了。
    邓世昌的绝命撞虽有冲动的因素,却是理性分析的结果。十年后,吉野就是被友军误撞给撞沉的。
    可惜,一切因锅炉舱被击中,引起声如裂帛的剧爆而功败垂成。
    二百五十二人,除七人外,包括英籍顾问余锡尔在内的所有官兵,全部长眠黄海。
    落水时,亲兵刘相忠游过来递送救生圈,被邓世昌用力推开;左一鱼雷艇赶来相救,邓世昌“亦不应”。
    最后,连他的爱犬也来营救主人,“衔其臂不令溺,公斥之去,复衔其发”。满眼热泪的邓世昌毅然抱住爱犬,同沉海底。
    当晚,接到电报的光绪无语凝噎,哽咽着写下了:
    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
    百年间,政治的涂抹让“邓世昌”三个字越来越模糊,人们已经不关心也不记得他最初的样子。
    在加入马尾船校前,邓世昌是一个茶叶巨商的儿子。由于年龄偏大,错过了留学英国的机会,却积累了更多的实操经验。
    北洋水师里,闽系军官的抱团和排外令丁汝昌头疼不已。因此,对广东籍的邓世昌,他倚若心腹。
    邓世昌没有辜负丁汝昌的青睐。治军,他严格到近乎苛刻;带兵,他勇猛到乃至鲁莽,被水兵们戏称为“邓半吊子”。
    带船多年,邓半吊子的事故率高居榜首。担任扬威管带时,曾因煤没带够,在海上漂了好几天,差点成为鲁滨逊;还有一次因不熟悉水情造成军舰搁浅,导致螺旋桨的叶片严重受损。
    中法战争中,邓世昌在前线备战,其父去世的消息传来。他不离职守,却在舱中反复书写:不孝,不孝,不孝……
    就在此次大东沟海战前,邓世昌还背负着审查,原因是练兵过严,“鞭打士兵致死”。
    而今这一切,早已化作大东沟上空那久久不散、掷地有声的誓言:
    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唯死而已!
    此事无关立场,超越政治,只是一个青衫磊落的七尺男儿对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庄严承诺。
    君子重诺。
    二十多年里,邓世昌只回过老家三次,其余的时间基本都在船上度过。这不是在写报告文学,而是出自邓世昌女儿温馨的回忆。
    每次父亲回家,她都倚门而望,望穿秋水。一直等到太阳都落山了,石凳上睡眼惺忪的小姑娘才恍惚发现,落暮斜阳下,父亲带着自己心爱的大黄狗,一边嬉戏,一边朝家的方向走来……
    画面切回战场。
    愤怒的镇远狂轰松岛,两枚305毫米弹接连命中。第一颗实心弹横贯而出,在其右舷留下一个骇人的大洞;第二颗装满了黑火药的榴弹接踵而至,正中一门120毫米速射炮。
    炮盾像挨了一记落英神剑掌,骤成纷纷扬扬的钢铁碎片。炮身震飞起来,摔落后发现竟被拧成了月牙形。
    散落一地的120毫米炮弹当场引爆,像核裂变般沿甲板一路炸响。舷侧板严重损毁,海水涌了进来。
    包括一名大尉在内的二十八个官兵,死状极惨,尸体残缺不全。军医长等六十八人重伤,须发皆燃,身体烧得像炭一样黑,悲鸣连天。
    不治身亡的又有二十二人,松岛瞬间陷入瘫痪。
    鱼雷长木村浩吉大尉忠实地记录了当时舰上的惨剧。
    可能你会说:且慢!这人是战地记者吗?从头记到尾,也没见被炸死。
    其实,木村浩吉之所以能悠闲地写报告文学,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日军压根就没打算采用鱼雷战术(木村是鱼雷长)。
    士官办公室虽已被烧黑,桌子上、地板上还是横七竖八地躺着重伤患者,医务员没立足之地。两三个伤员见我进来,不断叫喊着“鱼雷长,给我水”。我就用陶壶装了些水,喂他们。
    怀着对清军两艘铁甲舰的恐慌,“伤者们接连询问定远、镇远的情况。到处都是呻吟和索水声,一些水兵忍着剧痛割下粘在身体上的衣裤,皮肉随之被拽下……”
    下午四点,松岛的桅杆上升起一面特殊的旗帜,上书“不管”,意为各舰自由行动。
    因编程错误而无法通关的游戏
    正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大好时机,北洋舰队却出现了逃兵。
    龟缩了一下午的济远挂出“我舰已受重伤”的信号旗,转舵离开战场。广甲亦步亦趋。
    方伯谦尚知廉耻,不敢回登陆区,而是往大鹿岛方向开去。
    慌乱中,竟把眼看就要脱离苦海的扬威给拦腰撞毁。更恶劣的是,心虚的方伯谦下令倒车、离去,完全不顾友军死活。
    扬威管带林履中悲愤莫名,蹈海而逝。
    9月18日凌晨,济远回到旅顺,连夜用铁锤在舰身伪造创痕。紧随其后的广甲因不熟北方海域触礁搁浅。
    济远的脱逃严重打击了舰队的士气,弹药将尽的经远、靖远、来远相继往大鹿岛方向暂避,一游四舰迅速追击,战场上只剩日军本队和定、镇二舰。
    西沉的落日慵懒地注视着血火交融的大东沟,对这场历时三个多钟头的海战,显得非常倦怠。
    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和扶桑像五只眈眈相向的嗜血豺狼,绕着定、镇游走。
    为了牵制日军,保护铭军登陆,定、镇非常镇定——只是炮弹仅够打十五分钟了。
    三十多门火炮肆无忌惮地轰击着两艘巨舰。一个小时下来,日军官兵彻底傻眼。
    只见弹药狂飞中,北洋双柱虽不断起火,却巍然不倒,缓慢但有节奏地发炮还击,显得无比沉着,异常强硬。凹凸不平的舰体上,没有一处弹痕的深度能超过十厘米……
    松岛面目全非的甲板上,腹部重伤的水兵三浦虎次郎绝望地浩叹道:“定远舰怎么还打不沉啊!”
    不远处,另一场追逐戏正在上演。靖远跟着经远,来远跟着靖远,再往后便是死咬不放的一游。
    突然,靖远挂出一组旗语,原本朝西北的航向改为东北。那是小鹿岛的方向。
    来远随长舰一起转向,吨位2900的经远暴露在一游的炮口前。
    重型巡洋舰经远有小铁甲舰之称,配备两门210毫米、两门150毫米克虏伯炮,若干不同口径的机关炮以及四具鱼雷发射管。
    可惜,跑不过吉野,挡不住一游的猛攻。激烈交火中,司令塔的观察口被击中,管带林永升头部中弹,当场阵亡。
    小鹿岛。
    靖远和来远的官兵眼睁睁看着经远以一敌四,却爱莫能助。靖远弹药耗尽,来远被赤城命中燃起的大火仍在舰上肆虐。
    作家冰心的父亲谢葆璋时任来远枪炮二副(守备衔),从头到尾都在指挥救火。
    在向女儿回忆海战的残酷时,谢葆璋讲述了一幕后来经常出现在冰心噩梦里的场景:一个水兵被炮弹击中,肠子飞到军舰的烟囱上,贴在那里挂着。战后掩埋尸体时,大家才得空把已经烤干的肠子撕下,塞进他肚子。
    西南方向忽地传来巨大的爆炸声,经远沉没了。
    叶祖圭和邱宝仁各令己舰严阵以待。血色残阳下,布满黑尘的黄龙旗猎猎飘扬。
    时针即将指向六点,正在往小鹿岛逼近的一游发现,恢复了指挥的松岛挂出旗语:返回本队。
    伊东佑亨见死活轰不沉定远,深恐夜色降临后清军的鱼雷艇发动奇袭,准备返航。
    靖远、来远躲过一劫。
    在靖远大副刘冠雄的提议下,叶祖圭令人升起一面将旗,号召离开战场的军舰一起返回。平远、广丙、福龙、左一等相继靠拢,重新汇聚到定远身旁。
    夜色苍茫中,北洋舰队回到了大东沟口。
    没见日军踪影,铭军登陆仍在继续。丁汝昌留下左一和另一艘鱼雷艇,率舰队赶回旅顺修理。
    旅顺港码头,方伯谦跪迎。丁汝昌冷笑道:“不敢当,不敢当!方管带的腿好快啊!”
    其实,丁汝昌是刀子嘴豆腐心,比起刻苦钻研《罗织经》的翁同龢,他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为北洋保留一些海军人才。
    于是,次日一早他便命方伯谦去拖带搁浅的广甲,以期将功折罪。
    结果,江湖人称“满海跑的黄鼠狼”果然名不虚传,拖了一半,见远处有日舰开来,扔下广甲撒腿就跑,导致北洋又损失一艘军舰。
    事不过三,死局已无可逆转。
    方伯谦八面玲珑,人缘不差,但当李鸿章向军机处请杀时,竟无一人替他求情。
    可见天理昭昭,因果不昧。
    收押期间,方伯谦的部下知道情况不妙,请他安排后事。
    方仍昏聩不明,说朝廷仁厚,岂有杀副将之理?不过革职罢了,虽一二品或难骤复,每月数百两的薪水却断不会少。
    半夜12点,丁汝昌接北洋回电,着以军法从事。毅军首领宋庆前去传达,方伯谦始痛哭求救,老将军愤然道:
    我恨无海军生杀之权,不然七月间已在军前正法,尚复令尔误国家大事?
    凌晨5点,旅顺黄金山下的刑场上,方伯谦被斩首。
    黄海之战,北洋舰队在航速、射速和弹药威力全面落后于联合舰队,且100毫米口径以上火炮仅有五十二门(日方一百零四门)的不利条件下,战后统计命中率竟高于日军,可见将士用命,训练有素。
    然而,残酷的事实却是,清军阵亡官兵七百一十五人,日军不过一百二十一人……
    黄海之败,非战之罪,罪在体制。
    好的制度把废柴变为精英,坏的制度把精英打成废柴。若生于民主国家,李后主可以像林夕一样,通过填词名利双收;宋徽宗也可辗转于世界各地办画展,开“瘦金体研讨会”。
    奈何生在帝王家、专制国,生前颠沛流离,死后横遭非议。
    从这个角度看,左宝贵、邓世昌乃至方伯谦,无一不是旧制度的陪葬品。
    兵败如山倒
    慈禧慌了,急召翁同龢痛加责备,命他立刻赶赴天津向李鸿章询问对策。
    冤家见面,翁同龢开口就问北洋的兵舰。李鸿章怒目相视,半天不发一言。
    须臾方道:“翁师傅总理财政,平时请拨经费动不动就驳回查问,事到临头了才问兵舰,兵舰果真靠得住吗?”
    翁:“理财之臣以节省为尽职,若真是急事,何不再次请拨?”
    李:“政府疑心我跋扈,御史参劾我贪婪。再争辩不休,今天还能有我李鸿章吗?”
    翁同龢语塞。
    旅顺港,三百名工人昼夜不息地抢修军舰。
    来远几近焚毁。望着被烧得触目惊心的舱面,想到竟能全身而退,众人无不大奇。
    虽然李鸿章竭力从各地工厂借调工人去旅顺应急,但日军在辽东半岛的节节推进很快便吓跑了所有人。
    11月下旬,随着旅顺沦陷,丁汝昌不得不率领尚未修好的舰队返回威海卫。
    威海湾水面开阔,湾口以刘公岛为屏障。岛上陆上炮台密布,隔海呼应,在南北两个水路进出口形成交叉火力。
    火炮方面,各炮台不但装备了280毫米巨炮,还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岸防武器——地阱炮。
    地阱炮安装在圆形的地坑工事中,巧妙利用发射时的后坐力将炮身下沉到防御墙下,方便炮兵安全地装弹。再通过类似弹簧的装置,将积蓄的动能转换为势能,重新推升火炮。
    可惜,一个将高智商都耗费在官场的国度,势必用不好高科技。
    威海在清朝很特殊,行政上归山东省登州府文登县管,而威海卫的军港则由北洋掌控。本来山东巡抚福润和李鸿章配合默契,但就在一个月前,光绪突然将福润和新任的安徽巡抚李秉衡对调。
    11月9日,李秉衡向朝廷奏报了海防部署,把威海作为重点。问题是威海在李鸿章的经营下已披坚执锐,这要让张黎版《辛亥革命》里的隆裕看了,估计又会说:“能不能说点子我不知道的?”
    其实,缺乏全局观的李秉衡因“灯下黑”忽略了一个足以致命的点:荣成湾。
    此湾在威海以东,是山东半岛伸进黄海的最东端,也是日军抢滩登陆的目标。
    早在9月28日李鸿章就致电李秉衡,希望他重视荣成湾一带的防务,甚至问到有没有派兵驻守。可李秉衡不但毫无回应,还在北洋舰队抵达威海时闭门不见丁汝昌。
    于是大家很想知道,李秉衡宅在府里莫非是在等幸福来敲门?
    显然不是。
    首先,一直声称军费不足的李秉衡居然先人后己地从藩库里拨出三十万两白银上交给户部,又在旅顺失守后第一时间写折子,要求诛杀淮系将领,并恶狠狠道:
    使人知不死于敌,必死于法。
    一天到晚喊打喊杀死来死去,确实继承了翁同龢的优良传统。
    结果,1895年1月20日,当三万日军在荣成湾登陆时,发现守军只有区区三百人。这还是淮军将领戴宗骞从单薄的巩军中挤出来的一营。
    事实上,日军早就赢得了情报战的先机。得益于海量间谍,中方的军事部署日方几乎同步更新。
    而从作战装备和人员素质上看,北洋海军与联合舰队或可一战;中国陆军则同日本陆军完全不属于一个时代。
    最纠结的还是戴宗骞。
    此人五十出头,剿捻起家,在淮军老将中暮气不重,一心想主动出击。
    问题是巩军大部分都在守炮台,机动兵力极少。戴宗骞认为死守要塞不足取,却忽略了炮兵不擅野战的事实,不顾李鸿章的一再反对,强令出兵,结果一触即溃。
    戴宗骞之所以如此愤激,皆因李秉衡不响应他调山东军队帮守炮台的请求。而丁汝昌虽不爽李秉衡,但主张防御的他更反对戴宗骞冒进的做法。
    理念不合导致两人嫌隙日深,遇事多不商量,急得李鸿章发电报怒斥:
    吾为汝等忧之,恐复蹈旅顺覆辙,只有与汝等拼老命而已!
    由于陆上炮台都对着大海,为了防止敌军登陆后从背面包抄,炮台后方相反方向又修建了一组防御炮塔。
    威海卫南岸的守军,总数不过一千五百人,分散在被大雪覆盖的山地、炮台和隘口,基本形同虚设。
    《日清战记》描述了清军可悲的陆上防御:
    突然前方有五个地雷一起爆炸,惊天动地,霎时间泥土如雨点般散落。然而,声势虽大,却因构造老旧,只扬起些许泥沙。除一个士兵手指受伤外,其他人均安然无恙。
    为数不多的激烈抵抗还是来自海军。
    三百多身穿红色制服的北洋海军陆战队跳下军舰,迎着被日军占领的炮台登陆作战,拼死前进。
    却最终被炮火压制在海边。
    一汪不大的海湾变成了殷红色,在日军的记载里,“像蜀锦一样好看”。
    2月2日,威海卫城陷落,戴宗骞被逼到了北岸炮台。
    位处威海卫城东三公里丘陵地带的北岸炮台易守难攻,仅有一条小路与外界相通。
    可再易守也得有人守,六营的兵死的死跑的跑,只剩下一营,还要分守十一个炮台,戴宗骞压力山大。
    同时,北岸炮台与刘公岛隔海相望,距离不过两公里,唇齿相依,一旦不保,刘公岛也劫数难逃。
    因此,丁汝昌派留营待罪的原广甲管带吴敬荣率二百水兵增援,一直驻防刘公岛的陆军总兵张文宣(李鸿章外甥)也命哨兵前去助阵。
    当晚,放心不下的丁汝昌来到北岸炮台。戴宗骞沮丧地告诉他,说自己正在四处招集逃散的士兵。
    丁汝昌叹道:“留人不留心,招回也无用,就现有的兵尽力防守吧。”
    悲剧的是,与此同时,仅剩的一营也逃跑了,还带坏好学生,卷走了吴敬荣的水兵。次日一早清点时,发现全炮台只剩十九人。
    担心资敌,丁汝昌建议所有人马上撤到刘公岛。戴宗骞喟然道:“兵败失地,还能到哪去?唯有一死以谢朝廷。”
    那一刻,公仇超越了私怨。丁汝昌牵着戴宗骞的衣襟,道:“走。不能同生,也要同死。”
    二人乘船离去,在刘公岛水师公所前的码头下船。戴宗骞回望了一眼对岸,跟搀他下船的水兵说:“我的事就此完了,只看丁军门的了。”
    戴宗骞不吃不喝,当夜便服毒自杀。
    丁汝昌强忍悲痛,写信向李鸿章求援。同时,重金招募敢死队,携带炸药至北岸将炮台尽毁。
    作为北洋海军的根据地,东西长四公里、南北均宽不到一公里,环绕着六座炮台的刘公岛上设有提督衙门、道台衙门以及医院和修船厂。各色商店也一应俱全,其中一家是德国人开的,还有一所专为洋员服务的俱乐部。
    联合舰队四个游击队配合陆军轮番对刘公岛发起进攻,皆为北洋舰队击退。
    有时爱国是种单相思
    2月4日晚,恼羞成怒的伊东佑亨派出了鱼雷艇。
    两团黑影巧妙地躲开了定远舰照度八千支烛光的探照灯,阴区区地发射了两枚鱼雷。
    命中的同时,正在船上开会的刘步蟾迅速反应,发炮回击,日方当场人艇俱毁。
    可惜,定远的伤口在水线以下,海水喷涌而入,舰身逐渐倾斜。刘步蟾急令砍断锚链,朝岸边驶去,最终在沙滩搁浅。
    出此下策,是为了当水上炮台使。然而由于进水严重,不堪使用,五天后,反复思量的丁汝昌深恐定远落入敌手,不得不忍痛割爱,下令炸毁了这艘传奇巨舰。
    当夜,刘步蟾服毒自杀,履行了“苟丧舰,必自裁”的承诺。
    丁汝昌痛失一臂,下令将督旗移到已无法出海的镇远舰上。
    两个月前,北洋舰队从旅顺撤至威海。入港时,镇远不慎擦伤,虽经紧急抢修,但还是遗憾地变成了水炮台。
    翌日,愧恨交加的林泰曾仰药自尽,大副杨用霖升任管带。
    2月6日凌晨3点,日军发动偷袭,炸沉了来远和另外三艘军舰,死伤惨重。若非谢葆璋水性好反应快,在爆炸瞬间果断跳进冰冷刺骨的海里逃生,中国便少了一个女性作家。
    谢葆璋的上司、来远管带邱宝仁则在落水后被官兵救出。
    刘公岛大势已去,人心惶惶。2月7日的混战中,十三艘鱼雷艇和利顺、飞霆两艘小轮在左一管带王平、济远舰鱼雷大副穆晋书的牵头下集体大逃亡。伊东佑亨立刻命速度最快的一游追击,逃船全军覆没,王平仅以身免,跑到了烟台。
    联合舰队开始收缩包围圈。
    刘公岛以南两千米,一座周长不足九百米的小岛钉子般牢牢地扎在茫茫大海之中。
    它就是专为对付日本而生的日岛。
    日岛上有两座地阱炮,康济舰管带萨镇冰带着三十多个水兵坚守于此,像钉子户大战拆迁队,屡挫日军的嚣张气焰。
    可惜,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杀红眼的伊东佑亨下令合围日岛,使出一记“疯狂一百零八打”,终于把日岛轰成了焦土。萨镇冰只好撤回刘公岛。
    张文宣已镇不住陆军,士兵们公开说不再打仗,并挤在防波堤下、镇远舰上,要求坐船回家。
    洋员也公推戴乐尔为领袖,找到道台牛昶炳,撺掇他同自己一起去劝丁汝昌投降。
    这实在是太不了解丁军门了,人杵在这儿就是为了当门神的。见过哪路门神缴械投降?
    果然,丁汝昌断然拒绝。但为了实施人性化管理,打破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悖论,他撂下一句话:
    尔等坚守岗位,若11日救兵不至,我当自杀,以保全大家性命。
    众人这才放心离去。
    丁汝昌叹了口气,执笔写信给烟台的登莱青道刘含芳,凝重道:
    11日援军不到,则船、岛万难保全。
    9日,靖远沉没。11日,四艘日舰驶入港内,以排炮轮流轰击,威海卫南岸的日本陆军也开炮助阵,火力之猛,前所未见。
    清军奋力还击,炮台怒吼,重挫日军。
    然而,天数已无可更改。
    夜里,丁汝昌收到刘含芳的回信,以为援兵有了指望。可就在拆信的瞬间,高兴的表情僵住了。
    信纸上不过寥寥数字,却字字重如千钧:
    顷接李大臣(李秉衡)电,全力冲出。
    冲出?口外倭舰密布,我军船只俱损,便是插翅恐亦难逃。丁汝昌顿时瘫倒在椅子上,枯坐无言。
    事实上李鸿章早就从内地调徐州镇总兵陈凤楼及皖南镇总兵李山椿共二十营开赴烟台,问题是这帮人承平日久,根本无法想象前线战况的惨烈与危殆。
    湖南巡抚吴大澂已然足够开明,人至少还出过国(朝鲜)。在奉命发临时拼凑的湘军五十营驰援山东、讨伐日军的檄文中,还是充分暴露了作为一名传统士大夫的幼稚与无知:
    本大臣讲求枪炮,素有准头。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能进不能退,能胜不能败。湘军子弟,忠义奋发,合数万人为一心。日本以久顿之兵,师老而劳,岂能当此生力军乎?惟本大臣以仁义之师,行忠信之德,素不以嗜杀为贵。念尔日本臣民,各有父母妻子,岂愿以血肉之躯,当吾枪炮之火?迫于将令,远涉重洋,暴怀在外。值此冰天雪地之中,饥寒亦所不免。生死在呼吸之间,昼夜无休息祗(zhī,恭敬)候,父母悲痛而不知,妻子号泣而不闻。战胜则将之功,战败则兵之祸……
    陈凤楼倒是不扯淡,却专心扯皮,迟迟不启程,一直拖到1月26日才令两营先行,连李秉衡都急得发电催道:
    威待援甚急,盼公来如望云霓,恳公迅赐起行。
    李鸿章也鼓励张文宣等,说“外省必有援兵大队前来,坚持静伏,勿浪战”。
    可惜,希望的肥皂泡最终被清军混乱的指挥和低下的效率戳破了。
    屋外传来一片喧哗。丁汝昌抬眼望去,只见一众水陆兵勇正跪在阶前哀求活命。
    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
    心如刀割。
    死亡的寒光,足以使最勇敢的人也情不自禁地战栗。
    谁愿意做陨石?谁愿意做冰冷的雕像?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在别人的手中传递。
    就让我代你们去死吧。
    丁汝昌来到窗前:“诸位的请求我知道了,明早一定给予圆满答复。”
    待众人散去,丁汝昌又默默地读了一遍伊东佑亨写给他的劝降信,对其中的一句深以为然:
    今贵国不可不以去旧谋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
    张文宣走了进来。
    他早已做好殉国的准备,屡屡告诫部下:“竭力死守。力竭而不能守时,我当先死,以免尔等之死。”
    因此,丁汝昌清楚张文宣的来意,紧紧握了握他的手,从怀里摸出一包鸦片。
    两人分食,仰面吞吃。
    弥留时刻,萨镇冰守在丁汝昌的床前,听他喃喃自语:“这么大一支海军,就这样完了啊!”
    良久,丁汝昌又抓住萨镇冰的手,欣慰道:“我死了,你们便可以活下来。你们是海军的种子,国家的希望……”
    最恨是马关
    1895年2月12日上午7时,丁汝昌薨。
    最早发现丁、张二人自杀的是杨用霖。悲痛之余他立刻意识到,阖岛上下,自己已是级别最高的官员。
    决断的时刻来临了。
    两天后,牛昶炳找到杨用霖,要求他出面同日军接洽投降,遭到拒绝。
    杨用霖回到镇远舰舰长室,吟诵了一遍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平静地拿出手枪,对准嘴扣动了扳机。
    2月17日,牛昶炳伪造好丁汝昌的降书,加盖水师提督印,向日军投降。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中和镇边等十舰被日方俘获,独留一康济,载着丁汝昌等六名高级军官的灵柩,伴着汽笛呜呜的哀鸣,冒着风雪,凄然离港,往烟台驶去。
    北洋舰队覆灭。
    天津。
    袁世凯面东而立,以酒遥祭。
    凛冽的寒风中,北洋水师的官兵用英语传递口令的声音依稀在耳边回响。一幅酸楚的画面浮现在袁世凯眼前,那是从刘公岛上活着回来的士兵们亲眼所见,他们说:“最后一天,等待援兵的丁军门始终苦苦地望着岸上,眼睛瞪得和铜铃一样大……”
    紫禁城已乱作一团。
    光绪和翁同龢终于明白,打仗不是打架,打输了后果很严重。面对战、和皆无可恃的局面,君臣声泪并发,罔知所措。
    世间最屈辱之事莫过于战败求和,清廷却不得不强咽这颗苦果。
    在美国驻华公使的调停下,慈禧派出了谈判代表、户部侍郎张荫桓(1837—1900),结果被伊藤博文赶了回来,理由是资格不够。
    慈禧怒了,立召军机大臣徐用仪和孙毓汶,说自己忍无可忍,准备把驻日公使也撤回来,免得再受挫辱。
    徐、孙二人是一以贯之的主和派,当场表示反对,主张“留此线路,不可决绝”,不然会驳了斡旋人的面子。
    慈禧马上反问:“若尔,中国体面何在?”
    豪言壮语当不了饭吃,最后还得李鸿章出来收场。
    已被吓成惊弓之鸟的光绪终于决定议和,五次召见以往看着就来气的李鸿章,嘱其“权衡利害,统筹全局。以舒宵旰之忧,而慰天下之望”。
    都是废话,真正关键的只有一句:
    予以商让土地之权,斟酌轻重,磋磨定议。
    把皮球踢给了李鸿章。
    明摆着是去当卖国贼,李鸿章却不得不去。环顾宇内,这天大的罪名,你不担,又有谁担当得起呢?
    3月13日,在李经方和伍廷芳的陪同下,李鸿章率一百三十多人的代表团(包括厨师、轿夫和美国律师)登上了去往马关的轮船。
    途中,他赋诗一首:
    万顷波涛离海滩,天风浩荡白鸥闲。舟人哪识伤心处,遥指前程是马关。
    绿树丛中,隐隐露出玲珑的佛塔和唐式飞檐。一阵悠远的钟声传来,渐渐消散在浓浓的雾气之中。
    常年被海雾浸润得湿漉漉的石板街道上,偶尔走过一个身穿和服、撑小花伞的仕女。惊鸿一瞥,只留下窈窕的背影和渐行渐远的木屐声,引人遐想……
    春帆楼位于马关红石山下,典雅素净。窗外,几枝樱花含苞欲放。
    抛开血仇,这个国家的文化既令人迷醉更令人迷惑。
    俳句里的柔肠千转,哀吾生之须臾,《东京物语》里的寂寞人去却又安宁和谐;三岛由纪夫极美的文字和惨烈的人生对立统一,宫崎骏动画里浪漫的蒸汽幻想与东西合璧……
    正如你永远也想不到,在这座风和日丽的小镇,光天化日之下,李鸿章竟会遭到右翼分子的枪击。
    子弹射进轿子,击中李鸿章左颊,幸无大碍。
    被随员抬回驿馆苏醒过来后,李鸿章非常镇静,还不忘嘱咐侍从将换下来的血衣保存起来。
    面对血迹斑斑的衣服,他长叹道:“此血可以报国矣。”
    次日,清政府来电慰问,指示“彼正理屈之时,当据理与争”。
    天皇极为震怒,把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训斥了一通,限期破案。
    凶手是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小山六之助。他不愿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战争持续下去,故行此举,激化矛盾。
    唯恐授列强以柄的伊藤得知后,气急败坏道:
    这比战场上一两个师团的溃败还要严重!
    为了亡羊补牢,伊藤在细节上做足了功夫,以至于李鸿章走进春帆楼,一眼就看见自己座位下摆着一只青花瓷痰缸。
    熟悉李鸿章的人都知道他痰多,平日总在腰间携一袖珍痰罐。伊藤在这等旁枝末节上用功,也是给李鸿章一个下马威:你的底细,我清楚。
    事实上,由于电报被破译,李鸿章谈判的底牌,伊藤确实一清二楚。
    再加上城下之盟原本就无力可依,即使李鸿章唇焦舌敝,想要“唐雎不辱使命”,难矣。
    俩人也是老对头了。伊藤不绕弯子,说“日本之民不及华民易治,且有议院居间,办事甚为棘手”。
    炫耀日本的议会民主制,同时也是讽谏。
    李鸿章淡淡道:“贵国之议院与中国之都察院等耳。”
    伊藤:“十年前曾以撤销相劝,中堂答以都察院之制起自汉时,由来已久,未易裁去。”
    李鸿章无言以对。只因隔了一个时代。
    为了打破沉默,伊藤问道:“袁世凯现任何职?”
    李鸿章:“小差事,无足轻重。”
    伊藤:“以袁世凯之才,仅任无足轻重之差,难怪贵国无人才。”
    李鸿章懒得跟他理论,把话题转回到谈判。
    据理力争的结果是将赔款从三亿两减为两亿两。并且,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台湾,开埠通商。
    本来日本还想强占辽东半岛,在俄国的干预下(沙皇联合德、法过问,史称“三国干涉还辽”),只好悻悻作罢。
    俄国出头,乃因在修西伯利亚铁路,如果绕行黑龙江北岸则路线太长、施工困难,横贯东三省则容易得多;法国一方面想联俄拒德,一方面欲在远东分一杯羹,自然响应;德国要称霸欧洲,也希望俄国往东发展,不要西顾。于是,三国各怀鬼胎,保住了满人的龙兴之地。
    两亿两白银,折合日元三亿五千万。在此之前,日本的财政官员从未谈论过上亿的数字,国库年收也不过八千万日元。
    巨款被用来发展工业、军事和国民教育。二战前,日本最著名的钢铁生产基地八幡制铁所,启动资金即全部来源于此,开工第一年的产出就占日本钢铁总产量的一半有余。
    更重要的是,日本借此进行了币值改革,建立了自1871年以来就梦寐以求的金本位制。
    在这种率先施行于英国(1816年)的货币制度的规范下,各国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本国纸币的含金量,而两国在贸易往来时则以此为基础决定汇率。
    由于19世纪70年代欧美各国先后完成了金本位制改革,在市场交换日益频繁的全球化时代,继续固守银本位制意味着自绝于世界经济体系。
    于是,1895年成为一道显著的分水岭。日本迅速崛起,而中国直到1935年才姗姗来迟地建立起金本位制。
    制度的滞后已是天下共见,统治者却一直不肯正视。
    半个世纪以来的耻辱,于斯为甚。清政府背负着巨额赔款,靠向西方举债度日。中国上下,始则瞠目结舌,继而悲痛莫名。
    梁启超曰:
    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者,甲午一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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