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翠翘此时却故意笑道:“那也可。只是如今姐姐我说的口干舌躁,又当如何?”
严鸿微微一笑,起身为王翠翘又续了碗茶,双手捧给王翠翘道:“就由小弟为姐姐倒茶侍奉。”
王翠翘接过茶水,饮了一口道:“好个没架子的鸿弟,男儿虽多,肯放的下身段来伺候女人的,却不多见。能找你做相公也是个福气,若是你把姐姐伺候的好啊,姐姐就把绿珠赏了你做小。”她这半开玩笑半认真,也是为了拿丫鬟笼络住这个所谓的干弟弟,别让他打自己的主意。
严鸿却正色道:“姐姐,兄弟我坦诚相待,已说过多次。绿珠姑娘固然是千里难寻的佳人,可她的款款芳心,却另有所属,我安能仗势夺爱?兄弟我虽然贪财好色,有薪面倒想做个正人。姐姐你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挑逗小弟。真把我弄成那煞星,大家脸上难看,姐夫也讨不了好。”
王翠翘听严鸿这样说,终于是彻底信了他的真心,于是起身道:“如此,却是姐姐的不是,这里向鸿弟赔罪。今后,你我姐弟推心置腹,同担大事。”说罢,盈盈拜了下去。
严鸿赶紧扶住:“姐姐,仔细莫伤了我的小甥儿。姐姐认清兄弟这真心真面,那也是兄弟的幸事。”说罢也拜了一拜。
姐弟俩这一拜,才是真正做到再也心无芥蒂。王翠翘也不隐瞒,便将海上情形为严鸿分说端详。
王翠翘所说的这些,与陆炳当初在锦衣卫衙门里和严鸿说的,倒也相去不远。所谓倭寇,实则十倭九汉,倭人往往不占主导地位。事实上几大倭寇势力里面,老板和主力打工仔都是中国人,真正的曰本人担任的是业务骨干。
而这些中国人,之所以好好的天朝上国人不当,却要去当倭寇,连老船主汪直都到平户那去立国,主要就是因为大明的海禁。禁止私人出海为商,违者视为通番汉歼,加以惩治。
大明朝的海外贸易,实行的是朝贡贸易模式,即海外藩国向大明称臣,给大明进贡,然后大明回赐财物。进贡使团允许携带货物,也被允许借机做点小生意。除此之外就没什么大宗钱物往来了。这种厚往薄来的模式,在后世人眼中或许看起来很傻,因为大明回赐物品价值远高于进贡物品价值的数倍乃至数十倍,从经济帐上看,大明绝对是吃亏。
但是如果计算一下政治帐,却就不是这么回事。大明朝通过这种模式确立了宗藩地位,万国为藩属,大明为共主。既然你要做老大,就自然不能和小弟斤斤计较,你一方面自称老大,一方面却要和小弟计较你进贡多少我给你多少,还能要点脸不?又不是后世某灯塔希望国,总恨不得占小弟的便宜,大明还没那么无耻。
因此大明这种政治贸易,得到的是无形的潜在政治利益。平时赐些财物,一氮战,也能通过老大身份命令藩属国出兵帮忙。当然随着局面的变化,大小佛郎机人的强势到来,大明帝国的长期不作为,这种宗主地位如今已经摇摇欲坠,不复往昔威风。东洋西洋一群过去被三宝太监收服的国家,现在已经在欧洲人的帆船枪炮下动摇反复。但总体上说,明朝官家绝非脑残,朝贡贸易也并非如后世人想象中的一无是处。
但是,以上说的是国家之间的交易,算政治不算经济账。另一方面,在民间的贸易方面,大明帝国则是完全的海禁,对于出海经商的,一律视为犯罪,加以缉捕甚至格杀。这事儿就有些过分了。
如果说朱元璋时代,由于战争刚刚结束,满目创痍百废待兴,需要大批的百姓耕种土地恢复生产,因此不许百姓下海贸易,防止大家都去从商逐利,影响更根本的农业生产,这个倒也有他一定的道理。
但是到了嘉靖时代,原本是国内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开始抽绿的时候,还坚持这种闭关锁国规定,那就实在是大大不该。这不但减少了原本可能有的大笔贸易进项,而且让沿海那些老百姓,为了追逐海商之利,不惜成群结队,武装出海,乃至组织船队,与官兵展开正面的战争。
而既然已经武装杀官了,那么顺带着烧杀抢掠下,便也成为一些人的选择。这种情况下,部分曰本浪人的加入,使得这些团体的力量更为强大,终于成为大面积的倭患。
在大明朝嘉靖年间,一方面说是倭寇的猖獗使得朝廷采取更为严厉的禁海令,可同时越严厉的禁海令,又会促使越多的海商勾结倭寇,或者本身变成倭寇,可以说形成了无可救药的恶姓循环。
那么,朝中衮衮诸公真的对这种情况不了解?其实也不然。东西两洋的货物从来在市场上没断绝过,而宁波、杭州等地港口处,出海贸易船只来往穿梭不断,只要不是瞎子都看的见,那为什么却又还禁止民间贸易?
实际的原因相当复杂。一方面,主张禁海的一派官员,有“太祖爷法令”作为金字招牌,在那个封建时代,先天具有绝对优势。谁要跟他们辩驳,这就是个绕不去的坑。偏生坚持这种观点的,往往都是些又臭又硬不要命的清流,谁也不敢招惹他们。
第二方面,朝中长期以来的党争,使得要想在这方面突破陈规进行改革,难度相当大。毕竟,恪守旧制相对来说是安全得多的做法,而要去突破这条红线,稍有不慎,就面临着被敌党抓住尾巴的危险。因此,朝中各派系相互牵制,谁都不敢去先出头,谁都等着给先出头的人收尸,于是自然这么纠结着保守下去了。
如果说上面两方面主要涉及朝廷,像徐海、王翠翘这样的江湖人士并不太清楚的话,那么第三点,则是王翠翘深有体会的。而这一点,敲严鸿相对了解不多。
那就是,那些沿海的大商人已经自成体系。在禁海的大背景下,一方面断绝了中小人家自行合法出海经商的可能,另一方面国家也不会再严格的收龋外贸易税款。这就给那些有权有势的地头蛇,反而创造了更好的牟利机会。
他们依仗着户大人多,勾结倭寇和洋人,巧壤夺,靠近似明目张胆的走私,为自己赚取了海量的财富。由于他们本身实力雄厚,小股的官兵往往难以招惹他们,大批官兵进剿时,他们又可以依靠安插和收买的眼线,即时避开。因此就算是十投五亏,然而一盈百利,赚的满盆满钵。
依靠财富,他们一方面打造自己的走私军团,同时又靠财富在朝廷中扶植代理人,或是干脆让自家人读书出仕,形成完整的利益链条。这种情况下,“非法”的环境有利于他们的捞取,自然就没人主张开放海禁。毕竟海禁一开,就要面临全面的合法竞争,而且中央的官僚和内地的富豪们也可能蜂拥而来,那么这些商人的垄断利益反而可能随着“合法化”而遭到限制。
汪直也好,徐海也好,陈东、叶麻也好,与这些江南巨商,都是既有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又有相互竞争,相互侵害的关系。
尤其汪直自己有庞大商队,在大洋上肆无忌惮,在这些不敢完全和朝廷撕破脸的商人看来,真是羡慕嫉妒恨。但商人们也不惮于经常拿出银子,参股汪直的买卖,或者干脆派出自己的几艘船加入汪直的船队。
而徐海等倭寇海盗,他们既可能抢劫商船,或者登岸烧杀损害商人利益,但有时又接受商人雇佣,帮助其护送远航,收取保护费或者干股。甚至,还被他们邀请来截杀竞争对手,对抗缉捕的官兵,或者登陆烧杀,吸引官兵注意力,以方便他们的商船趁机出航。
而东南乃至朝廷的大员们,同时也和这些商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勾连。总之,在嘉靖年间,中华帝国的万里海疆上,官、商、盗、寇就是这样错综复杂的纠葛在一起,解也解不开。
因此也就难怪,朝廷的多次进剿,虽然打了不少胜仗,败仗却打得更多。除了明军本身的[]之外,官兵内部都有和海盗勾结的,报案的商人也可能就是倭寇的同伙。这种情况下能保万无一失才不正常呢。
而倭患不绝的根本,也不再于倭寇兵力有多少,与朝廷官兵的兵力相比哪个多。事实上沿海有的是千千万万贫困走投无路的民众,无论是朝廷还是倭寇、海商,只要竖起旗帜,都能有足够的兵力可供招募。只要海禁一天存在,那么多杀几个徐海,也不过换上张海、李海来继承这亦商亦盗的旗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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